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记者。

这座矗立在乌兰道上的大楼，二十年前，与我，就是一座理想的圣殿。曾经，无数次，我与他的关系，开始是路过、凝望、猜想，再后来，就是通过一封写满我梦想的信件，邮寄到这里；然后，焦急地等待，等待我煎熬了多个日夜，在稿纸的格子中规整的一笔一划变成报纸上规矩的、黑色的铅字。

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有一种人被称为“文学爱好者”。我混迹其中，在工作和生活之余，用文字聊以自慰。

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如火如荼。周边的人们都涨红了眼睛去挣钱，也有很多人穿着双排扣的西装，走在我的前方炫耀他们弄潮的成功。

我羡慕，但却没有能力与他们并肩。在我的视野里，那些背着采访包、拿着笔记本的记者，比笔挺的西装更吸引我。

在我的心里，《包头日报》、《包头晚报》是精神的寄托，是牵系理想的一根细绳。绳的一段系在这座神秘的大楼里，一段捆绑在我的心头，每一封投稿信寄出之后，这跟细绳就开始紧紧地绷着，心头渴望那座大楼的讯息，拉动我快乐的神经。

快乐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石沉大海的难过。

但，也就是那一两次的我的名字跃然于报端，就可以很长时间牵绊着我，停不下渴望表达的笔和无法控制的内心躁动。

感觉，仅仅在《包头日报》、《包头晚报》的副刊发了几篇文章，时光就突然就走过了文学热的年代。“文学爱好者”被社会认为是鸡肋，甚至被很多人嘲笑为病人。可我却固执于别人的笑谈中，坚守那个被文字催眠了的自己。

结婚成家，成为人父，书写的冲动从来都没有柴米油盐的繁杂变得渐行渐远。反而，生活的五味陈杂，让我更加沉静，让笔下流淌的文字更加有了烟火的馨香。

10年，与包头日报社，在书信的往来中变得更像亲人。编辑、记者们知道了我，我与其中的几个人也有几面之缘，她们告诉我，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这句没有终点的鼓励，我更加努力。

2006年，我33岁，国庆节前，《包头晚报》首次面向全社会招收记者编辑的消息点燃我心中的火种。报名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很多我熟悉的朋友，但更多的是本科学新闻的大学生们。

这一年，中国都市报的改革如火如荼，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较有影响力的《包头晚报》用不拘一格用人的方式，向社会宣告她已经准备好，要成为西部报纸的弄潮儿。

100多人报名，经过三轮的考试，我以第二名成绩成为了《包头晚报》的实习记者。

那一次，《包头晚报》录用四人。

2006年11月的最后一天，我以记者的身份走进包头日报社大楼。那天，我从家到报社六楼的每一步，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第一年，我没有辜负所有人的信任，每天都有至少一篇稿件见报；在领导、老师们的帮助下，我能写深度报道、经济报道，更可以在两会的报道中成为主力；7年后，还成为包头第八届的十佳记者。

这时，我的心才真正的开始淡定下来，记者，这两个字成为了我的姓之后，最让我感到骄傲的称谓。

这一生，因为文字，我与包头日报社有了血缘；这一生，因为你记者这份工作，我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接触，深刻地感受到了与我素昧平生的你的喜怒哀乐。

不知道会不会有来生，如果有，请让我与包头日报社再牵手，让我陪你走过下一个100年。

（记者：赵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