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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连载(1)

第一章:插柳不叫春知道

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莫怪经销热,能生大地风。

——[唐代]王维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未羊年腊月十三。

腊月又称季冬、淙月、嘉平月、丑月、冰月、残冬。腊月里有五个重要的日子:腊八节;腊月二十三,官方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四,民间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五接玉皇大帝回宫;除夕日,封井祭井神,贴春联迎财神。腊月是人间和神界迎来送往最繁忙的月份。礼多人不怪,礼多神也不怪。

旧时,北方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

一个叫张琦的人调侃地写道:灶君是北方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并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揶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够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

人间也是如此繁忙。

白云机场、虹桥机场、首都机场、贡嗄机场、双流机场,中国所有的机场起落架次增多。

广州站、上海站、南昌站、南宁站、长沙站,中国所有的站台都站满了人,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送站、接站。大包、小包。拎箱的,拉行李的,打工的,经商的,做官的,读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回家过年!腊月,是中国人临近春节流动的高峰月。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这个月份,天上、地下、陆地、水上,至少有二亿人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在流动。

腊月搂着正月,辛未年牵着壬申年,羊年的肥尾巴扫着猴年的小脑袋。过年的气氛像雾、像雨、像风、像空气和阳光弥漫在中国大地。年味的浓度乡村比城市浓,小城镇比繁华大都市浓。杀猪宰羊,腌菜薰肉,买鞭放炮,过年了,过大年了,送走羊年迎猴年了。

中国人过年的节日意识之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除夕夜晚全家团聚的“年夜饭”,称为“团圆饭”,全家人围坐圆饭桌,一盘圆火锅,鱼圆,肉圆,取义“三圆”。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古籍中说的“载圆覆方”,指天为圆,地为方。《易经》说“圆而神”,崇“圆”也就是敬天。历代帝王也被封为“真命天子”,于是“圆、天、神、帝”成为一体。由于长期崇“圆”的民族心理态势,民间就将“圆”与敬天、吉祥、万事如意划了等号。

北京。入冬后落下的第一场雪刚刚溶化,天空似乎还弥漫着雪花的碎影。国槐、小叶杨、梧桐、柳树都裸露出尖秃秃的枝杈,清瘦。行人都裹上了厚厚的皮衣、棉衣,肿胀。落在古香古色的红墙金瓦上的雪已无影无踪,落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和地坛的雪也早被寒风和冬阳驱走,只有背阳的旮旯儿的残雪还在诉说着冬的淫威。雪下得快,也溶得快。腊月的北京,就在雪落雪溶,半阴不晴中、似有喧哗又无声响中静候着春的来临。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

从景山后街的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最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而在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二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着轮椅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十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

又一列火车驰进轨道,站台上重新是人声鼎沸,喧闹四起。

驰出北京站的这趟列车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的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

建国初期,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车多是苏联造的“吉斯115”高级轿车。

毛泽东坐的是一辆黑色的防弹“吉斯”。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林彪政变阴谋,他返抵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五十年代,部长级的领导人多坐苏联造的“吉姆”。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专车即是1952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吉姆”。唯有外交部长陈毅坐的是德国“奔驰”轿车。但他没坐多久,便送给了长春一汽,为生产“大红旗”轿车做了样本。

1958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这种车身长近6米,设三排座,人称“大红旗”。北京市长彭真是正式乘坐“大红旗”的第一人。1966年,首批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六十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为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林彪最喜欢汽车,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孝敬了林彪。林彪一闷就让司机载着他满北京城转。1971年9月12日深夜,就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防弹“大红旗”共生产12辆,除了林彪外,周恩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坐“大红旗”进入中南海。“红旗”轿车因此名扬世界。

八十年代初,“红旗”轿车停产,中央领导相继配备了进口轿车。九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中央领导人不坐进口车,因此,中央领导换乘国产的一汽奥迪轿车。

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尤喜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组,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的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箱,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的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机师副师长王进忠在其《云中岁月》一文中透露:他为毛泽东开过专机,也为十大元帅和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开过专机。

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的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例》,从飞机状况,工程机械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但早年的《专机工作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王进忠驾驶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

飞行员都有一双视力过人的眼睛,王进忠每次执行专机任务都观察所乘客人的喜好和生活习惯。

在王进忠的记忆里,毛泽东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他人还未登机,书、文件就摆在桌子上。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这与毛泽东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

周恩来总理是众所周知的大忙人,自然总是批阅文件,与人谈话,抓紧点滴时间工作。

刘少奇坐飞机时,常把王光美带在身边。王光美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刘少奇秘书的角色。为了使刘少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王光美让刘少奇倚靠在床上,她读文件,刘少奇闭目静听,当听到重要段落时,他会睁开眼把文件拿在手里,再认认真真地阅读。

朱德的习惯与众不同,他喜欢同飞行人员挤在又窄又小的驾驶舱里,不愿意待在舒服宽敞的客舱。飞机常常还没有改平飞,他老就抱了一个大枕头进来,和大家一起拉家常、问寒问暖、问长问短。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没有区别,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建国初期,专列使用的机头是蒸汽机车,现在则大多是内燃机车。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

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孙勇和两个孩子极熟,“萌萌,考得不错吧?”

萌萌挺懂事地说:“还成。”

不药而愈,不食而饱。北京,邓小平的书房里,有一只装饰竹篮,里边放了七只白瓷玩具猪,他的女儿风趣地解释:“五只小胖猪像是我们五个姐妹兄弟,两只大胖猪都带着眼镜,就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在邓小平卧室的柜子上还摆着小瓷鼠、小瓷虎、小瓷羊和小瓷牛,是他的四个不同属相的孙儿孙女们送的。

中国人隔代亲,哪个家庭都如此,邓小平更愿意逗孙子和孙女们玩。

邓小平与卓琳一共有5个孩子,二男三女。老大、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战争年代,老四、老五解放后出生。卓琳为三个女儿全取了单名:邓林、邓楠、邓榕。“林”、  “楠”、  “榕”,都与卓琳自己的名字有关。卓琳的“琳”,去掉“王”字旁为“林”,先用来给大女儿命名;“林”再分成两半为“木”,分别与“南”、“容”组合,两个小女儿的名就出来了。楠树是最名贵的植物,榕树是南方最易成活,落地生根的一种亚热带乔木。卓琳显然还有望女成林之意。

羊羊牵着爷爷的手,在活动室的一角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杯清茶递给邓小平,他啜着,看着。他喜欢这种家庭和谐的气氛。

邓小平已经戒烟3年了。他的家人也大多不吸烟。邓小平不抽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不大好意思抽。1987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一群香港人时幽默地说:你们都是好人呀,我就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一个是酒,还有个最不符合西方生活方式——就是个痰盂。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曾写道:

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大政治家都是处理细节的高手。大艺术家和小艺术家的区别也在细节的处理上。同样一幅马,一幅虾的国画,徐悲鸿的马与齐白石的虾的神来之笔就在细节上的处理。一倾耳识官商,一按指知寒热。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投票后回到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吸起来。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收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后,就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笑笑就把烟熄了。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抽烟。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嘻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害叫“猫冬”。

这是一次躲冬。在中国的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及白山、黑山、青山之间,蜿蜒着四条大江大河——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黄河、黑龙江流域代表了北方,长江和珠江流域则代表了南方。而珠江流域的人又习惯将长江流域也归入北方。如果从气候带来分,也不无道理。

邓小平这次南行,就是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向南,向南,再向南。

严格地讲,此次南方之行是让邓小平到温暖的南方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邓小平毕竟已是望九之年。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邓小平毕竟过七十又十七年。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还是相当重视。1月3日,由三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联系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民间称其为广东省第一红白喜事专家。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的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陈开枝,大鼻,大嘴,面黑,心热,一幅广东老农民的模样,为人朴实、厚道。他常讲,对内要厚道,对外要公道,才能走上康庄大道。

中国民间对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丧事,统统用两种色彩代表。喜庆、高兴的事称作“红事”,不吉祥、悲伤的事称作“白事”。引申到新闻报道上,诸如粮食大丰收、卫星上天、重点工程奠基、领导人出访、国与国建交、中秋节、元旦、春节的报道则可以称作“红新闻”;而那些森林大火、仓库爆炸、河道决堤、蝗虫泛滥、球迷闹事、伟大人物去世、火车相撞、飞机打滚的报道则可称作“白新闻”。

1990年10月2日这一天,对于讲究择日的广州市民来讲,佳日连着佳日,在以往的年份也是不多见的。

国庆节连着中秋节,亚运会连着秋交会。中国华南地区最大商都广州,一派节日盛装。各大建筑物门前升起来鲜艳的五星红旗,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盼盼”的憨态和光怪陆离的商业广告牌、霓虹灯交相辉映。

北京亚运会捷报频传,中国体育健儿摘取的金牌总数已超过100枚;参加第62届广交会的中外商人已捷足先登,踏进广州各大繁华的酒店、宾馆;数以万计的海外游子也满含泪水扑进了久别的羊城亲人的怀抱。公园里鲜花似锦,游人如织;商场里熙熙攘攘,一片兴旺;茶楼饭店里高朋满座,欢声笑语。

广州被淹没在浓郁的喜庆气氛中。

突然,白云机场传出一声巨响,一团蘑菇状的黑云升腾在机场上空。尖啸凄厉的警报也随之拉响。9时4分,在白云机场,一架被劫持的波音飞机在着陆滑行时,连撞两架飞机。一场国际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空难发生了。

事件发生后,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指挥车一路鸣着刺耳的警报赶到出事地点。消防战斗员、武警战士、医生、公安人员、殡仪工人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和国务院的领导相继赶到现场,一场与死神争夺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也是这一天,空难事件的噩耗传遍了广州市的大街小巷。近百个不同职业的数千人主动放弃了休假,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假日,投身到抢救和善后工作中来。

在出事现场,广东省、广州市和广州民航局立刻成立了“10·2”事件善后处理小组,组成了一个400多人的工作机构,而其中任务最繁重、最具感情色彩的是大批即将到来的死难者亲属的接待工作。“10·2”事件善后处理小组组长就是陈开枝。

广州作为一个繁华的都市,曾接待过无数个国家元首、总理等贵宾;接待过各种肤色的商人、旅游者、投资家;接待过大批的探亲者、购物者、观光者和公出人员。但这次的接待却非同小可。善后小组接待组的200名工作人员,这次面对的是一批带着焦急、悲伤情绪的死难者家属。陈开枝告诫接待人员:我们设身处地为死难者家属着想,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情绪,也不管他们在感情冲动下有什么偏激行为,作为善后处理接待人员,一定要采取忍让态度,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而且要积极想办法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

善后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本着让党对死难者的关怀、政府对死难者的温暖从自己一言一行上体现出来的原则,默默地做了大量琐碎的工作。他们迅速联系了广州十几家宾馆、饭店,为近千名来自美国、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内10多个省份的死难者家属的衣食住行,做了妥善周到的服务,并且圆满地完成了善后工作。

任何事情由他调度,一定是有理,有节,有度。正所谓木匠打老婆——有尺寸。这次也不例外。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秘书长出身的人,有两个特长,时间的概念和细节的处理一定非常棒。他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事,对数字和细节依然记忆犹新。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辞别。

南海市长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

陈开枝陪着中办的三位同志一起沿着邓小平准备视察的路线先走了一圈,公路是直的,鱼塘是圆的,桥是圆弧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动感的世界,更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一座座厂房不分季节地从田野里、山坡上冒出来;一架架跨江跨海跨河的公路大桥像一道道彩虹凝固在半空;一栋栋墨绿、豆青、雪白颜色的小楼点缀着黄绿相间的田野。这里不仅生产打向世界市场的名牌产品,还生产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家电、轻纺、电子、陶瓷等商品。

先遣组和广东省办公厅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三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在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因为当时,北京方面有指示,邓小平此次到南方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也不见报。

邓小平已经退休了,不再担任党内、国家和军队的任何职务,只是一名退休老人,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如果仅仅从邓小平已经退休和党内不成文的惯例来看,可以理解“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的意思,那也是顺理成章的。

邓小平退休是这样,没退休前也是这样。

从邓小平以往外出的一贯作风和行事特点看,邓小平是个低调,务实,不事张扬,讲究效率,不尚空谈的人。

1961年春,57岁的邓小平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大士挥拳地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还有一年,邓小平在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首次视察西北时指出:在建设方面,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的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广大干部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大跟头,犯大错误。他强调: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他要求党员干部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1979年7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安徽视察期间,省里安排邓小平登黄山,当时正值黄山旅游的高峰期,登山之前,邓小平就对陪同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搞特殊化。尽管他再三叮咛,保卫人员为安全起见,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人数,邓小平发觉后,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无论是在我们国家处于建设时期的五六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是到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邓小平每次外出视察,事先总是一再向地方提出约法三章:不要影响群众;不搞特殊化;轻车简从,不要搞前呼后拥的陪同。在吃饭方面,每到一地,邓小平也都事先声明不要当地干部陪吃陪喝。饭菜也很简单,一般每顿饭是四菜一汤。

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调到邓小平身边任保健医生的傅志义,还清晰地记得,1981年8月8日,他随小平同志从北戴河启程,乘专列前往祖国大西北新疆,10日到达乌鲁木齐。

小平同志一下火车就对前来迎接他的自治区领导强调说:“我这次偕王震、王任重同志是借假期来新疆的,不要宣传,一切从简,切不可兴师动众。”接着又说:“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小平同志说是到新疆来“休假”,其实是来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75年撤销编制后,以农垦局取代的管理体制是否合适,事关生产建设兵团再恢复的大事。为此,他到乌鲁木齐下榻处仅住了一晚,不顾长途乘车的劳顿,第二天就驱车前往位于准噶尔盆地南沿的石河子市,开始了他的视察和调研。

邓小平从来不喜欢多讲话,在视察过程中也是如此。未见其全,不宜訾议是他的特点。每到一地,邓小平都看得很仔细,问得很全面,听得很入神,但他却很少高谈阔论。“你们讲。我听。”“你们讲的我装在脑壳里,不发表意见。”这是邓小平对一些地方干部常说的话。但该说的时候,邓小平则简明扼要,一语中的。

一青一黄是一年,一黑一白是一天。邓小平已经八年没来广东了。这次到广东,还是邓朴方的功劳。1991年的夏天,邓朴方在深圳小住,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见到邓朴方后恳切地说:你见到老人家问好,请他再来深圳,深圳这几年变化挺大。邓朴方说:我们一起做工作,有可能的话,冬天过来。

过了一个秋天,邓小平就来了。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你们讲,我听,还是我讲,你们听。没人知道。一乡一俗,一湾一曲。

专列沿着京广线向深圳方向驰去,向温暖、湿润的南方有节奏地驰去。离开北京时,中央气象台的气象播报是:降温比较明显,白天最高气温都在0℃以下。雪降落到地面后不会融化,风力将加大到三至五级。三五天内降雪,雪后会有一场大风。市民出行要注意保暖,保温。

邓小平不关心这一天两天的北京气温,他习惯性地拿起一枝笔,又放下。邓小平是1989年开始戒烟,而且很成功,这是戒烟后的一种习惯动作。夜幕已经挂起,车窗外的枯树、原野、河流和田间小路上的人影、手扶拖拉机、牛、驴,还有村落里升起的炊烟,都快变成一种色调:青黛色。

模糊有模糊的作用。细节看不清的时候,省眼神。邓小平这么多年是在用脑看用脑记。他不需费太多的眼神。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

1991年,中国出了四个风云人物。一个是“假焦裕禄”李雪健,一个是“假周恩来”王铁成,一个是真副总理朱镕基,一个是雷锋二世苏宁。两个是演员,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是解放军战士。

这一年,民间先后出现了“红太阳歌曲热”、“红像章热”、“红宝书热”。九十年代初,主席语录歌曲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录音带发行了一千万盒,在广播里、电视里人们又听到了当年熟悉的歌声。是怀旧吗?

深圳万科集团推出《巨人之声》的毛泽东讲话录音,发行了300万盒。一位老农民将自己仅有的钱买了一盒《巨人之声》,他说:我把毛主席请回家,让他天天教导我们。珠海特区一位复员军人收集了15万枚各种型号的毛泽东纪念章,他说:我认为毛泽东的纪念品将来会大幅度增值,将来可以赚大钱。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一天销售毛泽东像章达好几千枚,人们在胸前又重新佩戴着这位伟人的头像。

不能否认在“红太阳歌曲热”、“毛主席像章热”背后有着经济商业动机,但这种商业动机正是利用人们怀旧心理而炒作起来的。

这一年,又有七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政坛新星坐上了省长的位置。3月11日,李长春当选为河南省省长。3月13日,葛洪升当选为浙江省省长。3月14日,岳歧峰当选为辽宁省省长。4月29日,黄菊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程维高当选为河北省省长。贾庆林当选为福建省省长。5月10日,朱森林被任命广东省代省长。

这两年,离开人间的有:黄镇,李卓然,许德衍,陈伟达,蔡畅,徐向前,李一珉,黄文欢,包玉刚。邓小平全都送了花圈。

这一年,宝钢成了身临困境的大债主,被用户拖欠货款已接近20亿元。

拖欠货款有四个明显特征:第一,欠款对象大多数是全民大中企业。第二,巨额欠款多。200万元以上欠款大户共108家,5000万元以上特大户8家。第三,前清后欠,欠大于清。第四,在拖欠户中,借故拒付、缓付的比例特高。据宝钢对全国1442个欠款户中的686个典型单位的调查分析,属此类性质的共342户,占一半左右,这些单位因各种原因自身资金周转困难,认为宝钢是国家重点企业,反正国家会保,收了货物不付款。

20亿元的拖欠款,相当于上海一年上缴中央财政收入的1/5,宝钢为此每年要额外多支付1.5亿元的利息。尽管如此,宝钢必须按时按量发货,即便对方是欠款大户,人家手中有计划供应指标,宝钢也只能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8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朱镕基副总理主持了会议。会议指出,这次清理“三角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把清理“三角债”作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人手,防止新的投资缺口,防止新的亏损,防止新的产成品积压,防止新的拖欠。会议还明确了这次清理“三角债”的主要任务、主要做法以及清理的对象重点。

1991年,是好消息和坏消息爆炸的年代。先是国家工商管理机关经过一年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去年早些时候,大陆一些社会学者根据自己对个别私营经济较集中地区的调查研究,推算中国大陆有5万至6万具有百万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并向外界公布。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遂开始了摸底调查。据参与调查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介绍,他们是根据个体工商业主的表面情况,着重对9万户可能拥有巨额资产的个体工商业主进行明查暗访。经过反复查对,只有398户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逾百万元人民币;此外,还查明约有90户资产名义是集体企业,实际是私人所有的百万富翁。其时,大陆共有1329万个个体工商户,其中从事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修理业者约占77%。

然后是“小康”城市排座次,其时,我国已有36个城市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达到了小康水平,广东省有6个城市榜上有名。达到小康水平的36个城市,共有8281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800美元。

这些城市依次排列是深圳、珠海、海口、厦门、上海、广州、北京、乌鲁木齐、沈阳、天津、大连、太原、佛山、东莞、沙市、无锡、中山、苏州、淄博、大庆、克拉玛依、东营、盘锦、玉溪、十堰、宜昌、郴州、大同、鞍山、金昌、嘉峪关、遵义、德州、霍林格勒、奎屯、畹町。

天津市郊区张家窝乡农民最近有了自己的飞机。张家窝乡共有粮田2万多亩,果树1.7万亩。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从事农业的劳力越来越少,加之过去一家一户人工喷药,费工费时,不利于防治病虫害,因而影响全乡粮食和果品产量的提高。乡党委和政府为加强对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决定由乡里拿出8万多元资金,购买2架“蜜蜂3号”农用飞机,用于全乡农作物和果树病虫害的防治,使全乡农业朝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吉林出了一怪人,他用了1小时51分的时间,当众准确地把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10500位数,创造了全国最新纪录。

圆周率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数字枯燥难记。到1991年4月15日,他用l小时36分当众背到10000位数。不久再次创造了10500位数的最新纪录,误差率仅为0.68%。专家们认为,一般人的大脑只开发了15%左右。背诵圆周率的事实可以说明,人脑的记忆潜力是相当大的。

比这潜力更大的是蛰伏了许久的暴雨在江淮流域倾巢出动,其累计降雨量,是70年来这一地区同期所没有的,造成山洪暴发,江河水位猛涨,到6月14日,全省有2400多万亩麦田受涝成灾。正当千万农民在“雨缝”中抢收小麦、抗灾夺粮时,6月12日至15日,江淮流域再次普降大暴雨,长江支流滁河发生了有气象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滁河大堤全线漫堤,7万多人被洪水围困;淮河大堤多处发生险情。

邓小平非常擅长于思考大跨度问题。此时,时间是凝固的,空间在无限地延伸。他是一个预言家,更像是一个占卜家。

鼎卦第五十: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这段卦翻译成白话,大意是:鼎耳脱落了,无法将插扛插入鼎耳移鼎,精美的野鸡肉不能得到,无法食用。天正下雨,落入鼎中,美味亏损,可悔恨,最终还可以获得吉祥。《象传》说:鼎耳脱落,是说鼎不能移动。

天下的事,充满了辩证法,变化无穷,其利无穷,其害也无穷。

在今天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太忙或太闲,有的人是脑忙、心忙、手也忙;有的人脑闲、心闲、手也闲;有的人是脑闲心不闲;有的人是手忙心不忙。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久远的大问题,他们没有这个位置,也没有这个必要。

邓小平则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一生只讲了一个故事:穷和富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高官、百姓都能听懂。权威的任务是给希望简单的人一个简单的故事,给糊涂的人一个明白的故事,给胆小的人一个勇敢的故事。

简单是一种透析力,简单是本质。简单是一种说法。邓小平就能一语中的,破方为圆,削繁为简,将复杂的事物,三言两语就让他暴露出真实的人。大政治家通常都具有这种能力。

1984年10月24日,距今已近20年,邓小平又把这个穷和富的故事,复杂而又简单的故事讲给一群老头、老太太们听,他们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邓小平知道,他们中,有的曾经担任过封疆大吏,有的是内阁成员的重要人物,有的是各大军区首脑,他们中有真懂马克思,也有半懂不懂的,也有不懂装懂的。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人老怕糊涂。特别是在高位的人更怕糊涂,那不是害几个人,是害一群人,一片人。

这话也只能邓小平去说,他有这个资格,他有这个威望,退回30年,这么讲,那是有一顶右倾的帽子等着给你戴呢。

作家叶永烈曾写过这样一个右派。

他叫张奚若,此人无党无派,被称为“无党派人士”。而张奚若是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所以也就能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过着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奚若拥护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的朋友。

1949年9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授。

张奚若敢于讲话,而且颇有见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最初就是张奚若先生提议的。

那是在1949年6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第四筹备小组,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小组以董必武为组长,以张奚若为代理副组长。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国名问题。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听罢,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这一建议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张奚若毕竟是教授,毕竟是政治学教授,讲起话来喜欢归纳为几条。他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三句话,即“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

翌日,他再度发言,批评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历史只是眨了一下眼。1957年就有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三十年后,邓小平讲的其实还是同一个话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五年,有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他挥动着手臂,坚定地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

故事讲完了,但事没完。依然有人没有听明白这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故事。

1984年11月29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69期登出了一篇内参,题目是:内蒙古一些地区播放黄色下流、暴力凶杀录像片成风。原文如下:

新华社呼和浩特讯:近来,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呼伦贝尔以及自治区西部最偏僻的阿拉善盟等地,公开播放黄色下流、暴力凶杀的录像片成风。仅呼和浩特、包头二市就有近70个录像放映队,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呼和浩特市映出的淫秽、低级庸俗、凶杀武打的录像片多达100多部,几乎占领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群众性文化娱乐场所。一些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院校,也纷纷腾出房子放映来自港、台及国外的录像片。呼市歌剧团把练功厅腾出来放映录像,市群众艺术馆看到有利可图,竟把本来快要倒塌、已明令等待拆除的活动室重新开放,昼夜播映录像,同歌剧团搞“竞争”。歌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对群众艺术馆负责人说:“你们比我们强多啦,一天能放八场,整天能演,可我们还得练一会儿功”。

流入呼和浩特等地的个体联营录像队多来自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区),他们播放的录像片内容大多是荒唐离奇、庸俗、淫秽下流的所谓功夫片、生活片和间谍片。如《虎、虎、虎》、《结婚三级跳》、《初恋情人最难忘》、《师妹出马》等等。其中《黑吃黑》的录像片里,出现不堪入目的床上特写镜头。在《虎、虎、虎》里,有少女脱光衣服的场面。这些录像队以赚钱为目的,日夜加场,卖票随便要价,每张票少则六角,多则一元,最高的卖到1.5元。

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三位记者特意来到市团校。这里正放映着录像,外面挤满了购买下一场(深夜12时至早晨6时)录像票的男女青年。广告牌上写着“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莫失良机”等字样。这个过去曾是青年进行文化娱乐、书法展览的活动室,如今己被录像所取代。只见一部46英寸投影电视机前,围坐着300多人,大多是青少年观众,有工人、学生、解放军、民警以及待业青年等。放映厅里乌烟瘴气,地上满是破纸、瓜子皮和烟头。墙壁上还有“轻歌曼舞度良宵”的条幅。一些小贩也乘机敲诈,一小杯白开水竟卖五分钱,自行车推进院里就要一角钱。演出过程中,每当出现一些黄色下流的镜头时,场内顿时响起口哨和吆喝声。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在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当意见一致时,它是解渴的矿泉水,当意见不一致时,它就变成了泻药,给谁吃,谁肚子疼。

这不,这篇清样就成了一幅泻药。药有了,看给谁吃。有人说,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有点事,还说得过去,连内蒙古这么个偏远的边疆地区,也开始泛滥了,资本主义太可怕了。泻药变成伤人的子弹,就一步之遥。

落后,更多表示一种静态,一种尺度,在经济上被称作落后,在文化上被称作深厚,在政治上往往被当作一把老式的毛瑟枪。

胡耀邦,时任总书记,当即做了批示:究竟什么是黄色,上面不研究,下面也不做调查。

这种没头没脑的总书记批示,局外人看不懂,但有看懂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同志带着时任内蒙古党委研究室主任田聪明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开了一次座谈会,周惠以乱石铺街的语言特点和内蒙古分社的全体采编人员聊了半天,晚上又以工作之名调去看了清样中点名的五部所谓的黄色录像,自然,看到的录像不像写的那样。后来,我和分社社长张选国又赶写了一篇报道《一场黄色录像的风波》,刊登在新华社《瞭望》周刊上。

文章写道:

1984年11月,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已是寒凝大地,银装素裹。但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改革和开放的热浪却扑面而来。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把这种喜人的局面形象地比喻为“温度上升了”。这话的确有道理。你看,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年轻人,入冬以来越发显得活跃。他们似乎不知疲倦和寒冷,下班后就聚集到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录像放映点去看录像,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过好业余生活。然而,这刚刚兴起的活动很快变得冷冷清清,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微小的变化,引起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的注意。

原来,在人们中间传开了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放映的录像大都是“黄色下流”“不堪入目”的东西;对此,下面的同志没有弄清楚,上面的同志也不做调查即慌忙禁止,于是,兴起不久的录像放映活动中断了。

他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抽时间找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详细询问了情况,并决定组织力量对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地的录像放映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这位一贯注重调查的老书记还要亲自看个究竟。他特地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一起,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到自治区广播电视厅审片室选看几部所谓“黄色下流”的录像片。每看完一部,他都要问在座的同志:“怎么样?”

有的同志回答得很干脆:“这算什么黄色下流!”

有的同志分析说:“个别镜头是有点黄。”

“打得热闹,看得吃力,没多大意思,再也不想看第二遍了。”另外一些同志这样说。

周惠向大家谈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录像片内容主要是武打,谈不上怎么坏,青年人是好奇看热闹;有的片子内容虽然说不上怎么好,但也没多大害处,还是可以看的;有的片子中有低级的镜头,不予放映好。周惠说,对于录像片的审定、评价,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既要警惕不健康的东西,又不能一看到男女之间的镜头就简单斥之为“黄色下流”。

观看了录像片的同志事后也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片子中所谓‘少女脱光衣服的场面’,只不过出现了少女的背和腿。有的片子中所谓‘不堪入目的床上镜头’,其实是一个被捆绑着的女人在被窝中挣扎滚动。这哪能算‘黄色下流’?!”

“如果这也不能演,那也不让看,那不又回到只能演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了吗?”

十天以后,录像放映活动的调查结束了,周惠认真听取了汇报。内蒙古的录像放映活动始于1984年9月下旬。起初是外省市的人进来放映,后来,呼、包二市先后出现过四十七个固定或流动性放映点,其中七个是经过正式批准的。这些放映点大部分设在一些公园、厂矿和企业的俱乐部、小礼堂、会议室,均为营业性的。观众大多数是青年人。呼和浩特地区放映过的六十七部录像片中,武打功夫片有五十七部,生活片有七部,间谍片有三部。

情况不过如此,但为什么有些同志大惊小怪呢?对此,周惠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他对同志们说,录像放映活动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其中难免混杂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一些同志之所以大惊小怪,问题主要出于:一是“左”的思想影响还在起作用,往往把这些录像看作是污染,以为应该划入清除之列。二是封建遗毒还像幽灵一样的在脑子里徘徊,用旧的观念来评判录像片,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甚至对剧情发展所需要的男女之间的镜头也横加指责。讲到这里,周惠话锋一转:“当然,如果有人大放特放全裸体录像片,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周惠这么一点拨,人们茅塞顿开,思想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不少人这样议论道:

“孔雀开屏时,屁股也露出来了。随着对外开放,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只盯住孔雀屁股而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羽毛。”

“文学艺术不同于教科书,教育与娱乐之间也不能划等号。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四化建设,包括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余消遣的娱乐活动,都是需要的。‘阳春白雪’固然好,但‘下里巴人’也不可少,在这方面再也不应该简单划一了。”

“我们要不断克服习惯势力的影响,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三年前,谁穿着西服走在大街上,就有人会侧目相看,现在西装革履已成为时髦。清朝时男人以留辫子为美,现在如果有人还作这番打扮,就会被当成疯子。”

周惠分析了当前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实际情况后,还在有关会议上反复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更高更迫切了。而目前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内容比较单调,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也差。群众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饥饿症”应该说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经济工作有了好的转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要求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下功夫搞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比较好的电影、电视和录像片,积极满足群众的需要。

无独有偶。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老革命到深圳转了一圈后,夸张、悲哀地说道:“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外,其它一切都是‘黄’的了”,还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等等。

同一时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则谈到,很多地方曾把男人留长发、穿喇叭裤等生活小事,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表现人体美的绘画和雕塑,以及跳迪斯科、唱卡拉OK等外来的文娱活动视为淫秽、黄色、下流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对某些本来属于不同学术观点范畴的问题都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凡此种种,统统称之为精神污染,甚至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如果这样搞下去,必然造成思想混乱,人人自危。为了区分,我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观点,给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找了一件简单的外衣。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上许许多多。但归根结底,叶公好龙的人多,马后炮的人多,评头品足的人多。政治上这样的人多了,你倒变成坏蛋了。因为,他们也有护身符,左比右好,这是一个网,这是一种既得利益,这是一种他可以大声喊,你都不能吭声的暗器。

还有一种暗器,它来无踪,去无影,那是谣言,那是笑话,那是一种被设定了密码和机关的笑话。

谣言。如古语所说:丧中行窃,僻巷杀人,恶俗之行。真真假假,假真真假,是是非非,非是是非。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先生说:我们只能在不安定不确定的谣言的旋涡中生活下去。谣言总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甚至往往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这遥远之物却与我们发生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谣言是作为一种传闻的社会批评,这种批评没有任何标准,或者说有无数的偶然标准,因而根本不是什么批评。将传闻看作是一种批评,要认真与它对质,那是徒劳的。

谣言不属于谁,甚至也不属于被谣传的人。就算谣言具有社会性,但严格说来,它也不是社会的什么东西。谁都不准备相信这个没有实体的东西,而谁又都在相信它。

谣言从一切情感而来,从嫉妒心、从猜疑心、从竞争心、从好奇心等等。谣言的产生虽然如此,但作为一个谣言存在下来时,它已不是情感的东西,而是观念的东西了。一切谣言的根源是不安,这种认识具有真理性。人因为自己的不安而编造谣言,接受谣言,又再传播谣言。不存在应该对谣言负责的人,接受这种责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历史。

区别事物是否具有历史性的标志之一,是看它是否在谣言中存在。人也一样,越是历史性的人物就越会有更多的谣传围绕着他。历史就全部建立在这样不安定的东西之上。历史性的东西,不是在批评中,而是在谣言中被决定的。事物的历史化仅仅通过批评还不够,必须通过谣言这个更加反复无常、偶然而又不确定的东西。

1990年,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北方城市、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迅速在流传一则笑话,那时的笑话不可能见报,也不像现在短信那么发达,那是在饭桌,在酒桌,在一圈一圈的人群里传播的笑话:美国总统克林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中国的邓小平,每人开着一辆车,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克林顿向右转弯,戈尔巴乔夫紧跟着向右转,邓小平则告诉司机,打左向灯,向右拐,跟上。

在中国从事政治,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成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大政治家,被人当笑话讲,那只是付出的成本中最低的一种。解嘲的办法是,你才华出众,貌倾天下,那一定被人中伤;当你快要提拔时,一定会有人告你;当你被全国人民当笑话讲时,你就变成伟大领袖了。

政治是个奇怪的东西。神经,顽皮,多动。像淘气的坏孩子。它是最难驾驭和最难控制又最难传授的一个东西。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退休后又一次找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他在退休时曾有言在先:“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独立思考,独立工作。”

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要讲。在大问题上他不得不讲。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也叫滑坡了。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我的意思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下象棋,子吃子;下军旗,子碰子。邓小平这次要下把军棋:子碰子。再下把围棋:四子吃一子。

夜幕降临了,大地更冷了,寒星闪闪烁烁,弯月紧锁着眉头。专列不管不顾,像一条银龙一路呼啸驰进湘楚大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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