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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连载(4)

第四章:八段若愚,九段藏拙

像伟大的时代一样,伟人是火药,在他身上聚积着极大的能量;他们产生的必要条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着,在他们来到之前,已经长期积累、聚合、节省、保存着——很长时间没有爆炸。

——[德国]尼采,《偶像的黄昏》

深圳罗湖站,是京九铁路大动脉上最后一个站,终点站。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准时抵达。从北京站到深圳罗湖站全长2441公里。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搀扶着小平下车。

在月台上恭候多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老人家,发自肺腑地说:“小平同志,我们非常想念您!”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动情地说:“小平同志,深圳人民欢迎您来视察。”毛毛大声地对着邓小平的左侧半哄半撒娇地说道:“人民欢迎你,谢非、李灏欢迎你。”

南国的冬季,今天是深圳少有的晴天。天刚放亮,太阳就在海平面上跃起:红红、圆圆,在两片贴海的白云的遮掩下,变成一幅红红的天嘴:稀罕、少见。

车队很快驶进深圳迎宾馆,小平入住重新装修一新的桂园别墅。

在中国,各省市都有一、二座园林式的宾馆,很像一个缩小的钓鱼台国宾馆。它们没有星级,不对外开放。有在闹市,也有建在市郊,大多是闹中取静,静中孕幽,幽中挂景,景中养性。在广州叫珠岛宾馆,在甘肃叫宁卧庄宾馆,在呼和浩特叫新城宾馆。这类地方主要用来接待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偶尔也用于接待外宾和外国的元首。民间戏称这些地方为夏宫、冬宫,也有叫行宫的。总之,是接待一些大人物的去处。

深圳迎宾馆,坐落于深圳市闹市区。左有一条小河形成天然屏障,四周古树参天,晨鸟噪林,露珠滴滴,园中有清泉半角,游鱼点点,树动风来,水激石响,是集幽、静、寂、翠于一处的休闲胜地。

中巴车直接开到桂园别墅的院门口。邓小平走进了为他准备的主卧室,他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又擦了擦手。轻啜了一口清茶。其他的亲属和随行人员也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深圳市政府接待处处长姚欣耀对邓小平说:“首长,这是桂园别墅,1984年您住过的地方。”

邓小平点头说:“我记不住了”。

姚欣耀又说:“首长,这房子又装了一下,房间小了一点。”

邓小平说:“房还是小点的好。”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桂园变得静悄悄。只有陈开枝这屋进,那屋出,安排吃饭,布置参观。事无巨细,大小包办。陈开枝刚从桂园的大厅里出来,突然看到邓小平站在院子的草坪上,独自散步。

邓小平一看到陈开枝,马上说道:“出去转转。”

陈开枝赶紧解释道:“都商量好了,下午再出去,先休息吧。”

邓小平指了指自己,说:“我坐不住啊,你不知道。”

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把邓小平安顿到桂园住下后,就来到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的房间,与他商量下午的行程。时间不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来了。他们还未聊一会儿,就听外面说邓小平出来了,李灏赶紧跑出去。邓小平提出要到外面看看,他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接待处赶紧调整日程,安排上午参观市容、新建的火车站和皇岗口岸。

三十分种后,接待的和被接待的原班人马又浩浩荡荡地乘上中巴车,驰出了迎宾馆。

一月的深圳,春天早早地爬上了树梢。北方人看南方,是长夏无冬,四季春意盎然。南方人看南方,就能看出名堂。马尾树、松树、小叶榕、桉树都有一层层油绿的小叶顶出来,每一颗树上都有三种绿,新绿、翠绿和深绿。光秃秃的木棉树也绽出一个一个小花蕾,那是为二月、三月准备绽放的红花。

邓小平从寒冷的北京,经过两天的行程,提前感受到了南国的春意,浑身无比舒服自在。

邓小平一边笑眯眯地浏览市容,一边听着李灏高门大嗓的汇报。谢非坐在中巴车车门口的单座上,李灏戏称那是售票员的位置。李灏和邓小平并排坐在第二排,邓榕和邓楠坐在第一排,同时把李灏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翻译给邓小平听。

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

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

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

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道:“没想到,深圳发展这么快。”

八年没有来,深圳已是鸟枪换炮了。

在十字路口、三叉道口,随处可见到写有一排排公司、办事机构的指路牌。

酒楼、歌舞厅、购物中心、银行、外汇中心、信息总汇,这些标志着一个大城市,一个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建筑物,被那些白天耀眼、夜间闪烁的广告牌装点得有声有色。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擎起深圳的蓝天,横跨都市的铁路高架桥上,来往频繁的客车、货车像一把琴弓,娴熟地奏出一个开放城市和谐的新曲,茶色玻璃幕墙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将深圳之光射向每一个游人的瞳孔。

深圳最值得骄傲的是,她的年轻。深圳不仅是亚洲最年轻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城市。这里没有北京的红砖绿瓦的宫殿,没有西安的埋葬着众多皇帝的巨型坟墓,也没有重庆那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的任何道具,在史书的记载中,她是一页空白,没有可生出青苔的传统,没有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但深圳的的确确是中国二十世纪末一篇迷人的神话。

一位香港的老画家,他意味深处地说,人是很奇怪的,有些东西让眼睛看到了,你再想从他的眼睛里抠出去,那是很难办到的。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大门已经敞开,闭关锁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通过制裁和封锁,迫使我们重新关上大门。

看到深圳今天的气派,你怎么也不敢把它和9年前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连在一起。一位“老深圳”是这样描述8年前她初来乍到深圳的情景的:“我第一次见到的深圳,没有宽阔的大街,没有车流人海,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菜市场,没有公园,眼前有的只是一片片野草,灰尘滚滚的小道和建设者们住的一排排瓦油毡棚。我不禁潸然泪下。”

原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1979年到过深圳,他说,住在一个臭水环境的小招待所,蚊子一抓就是一大把。

当年的深圳,对一个由中国内地到这里工作的人,尚是如此,对外国商人和投资者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

建设者毕竟有建设者的眼光,他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利用深圳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努力发挥地理优势,让深圳这块“风水宝地”重现异彩。特区政府为了尽快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先后开发出罗湖、上涉、蛇口、南头、华侨城等新城区,兴建了一批厂房、商业大厦、旅游宾馆、居民住宅,以及一批车站、直升机场,出入境口岸和长达80多公里的特区管理线。还建成了港口泊位63个,吞吐能力达800万吨;建成装机容量70千瓦的沙角电厂,使供电量由1979年的0.32亿度,增加到9.8亿度,增长61.8倍;规模较大的国际机场正在加紧建设,通讯设施有了根本改善,直拨长途电话可达国内130多个市和县城,直拨国际长途可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深圳,平均每10个居民就有一部电话。

深圳这块沐浴在亚热带阳光下的土地,一股浓郁、清新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没有耸入云霄的大烟囱,没有切割城市风景线的线杆和电线,没有汽车、马车、手推车并行的田园景象。

深圳像一座雄伟的无字碑矗立在南国的海岸线上,等待着人们去镌刻最精美的诗篇。深圳又像是中国巨人的一个永恒的微笑,向世界展示着它的风采。

濡湿,温暖。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和李灏的高门大嗓刺激了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高声谈道:“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小平同志接着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汽车行驶到新建成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是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火车站的正上方是邓小平亲自书写的“深圳”两个大字。在参观时,邓楠开玩笑地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从火车站参观出来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直奔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人都在这里迎接邓小平。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汇报说,皇岗口岸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通道。邓小平登到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虽是走马观花,浏览深圳市容,邓小平很高兴。

中国人说:老人小孩。意思是说,人老了就像个小孩子。孩子的眼光是新奇,稚嫩,好奇。

在深圳的九龙海关关口,在皇岗口岸关口,看到那些背着行李、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商人、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向我们已经敞开的大门走来,那些加长的货柜车、冷冻车、集装箱车,像一条蜿蜒不断的长龙,向深圳这永不落幕的广交会走来。深圳已不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中国敞开大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现。

年轻的城市,放射出年轻的光芒;没有历史负荷的城市,哼出无忧无虑动人的小调。深圳是块肥硕的鱼饵,一批批年轻人,以及不太年轻的人向她靠近,向她游来。

他们中,有的是农民的儿子,告别了那黄土小屋,那埋葬着几代先人的土地,那长了近一个世纪的老槐树,放下了镰刀,锄头和汗渍渍的草帽,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梦,从黄土大道上走来了,他们中,有的是牧民的后代,告别了那天苍地茫的草原和牧场,那穹庐似的蒙古包和发出悠长小曲的勒勒车,怀揣着一轮绿色的太阳,在草原上迈开了憧憬的大步来了。

他们中,许许多多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着差异很大的人生阅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太守陈规,冒险、放荡不羁,热爱生命;他们渴望得到新世界的抚摸和拥抱;他们敢于放弃,甚至抛弃一些原本很贵重的东西——地位,职务,熟人构成的社交圈和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的小路;他们转换了听觉,因为世界的大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唱片、歌手、乐队和舞台背景;他们的眼睛和心一起生出了新的翅膀,向着远空飞翔;他们勇气过人,他们迈开了双腿,不再留恋过去那数了一千遍甚至一万遍的脚印,那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和那比秦砖汉瓦还古老的戒语。于是,深圳就有了这么一群群、一伙伙,来自北方,来自南方,来自新疆,来自上海,来自繁华的大都市,来自偏僻的小乡镇,来自四合院,来自蒙古包,来自竹楼,来自黄土屋的有文凭或没文凭的青年男女。带着一份青春,十份自信,百份的梦想踏进这个熙熙攘攘由陌生人组成的陌生世界。

邓小平都看到了。中国需要一份证明,深圳就是一份最好的证明。

在风光绮丽的深圳河畔,有个新近修建的实景微缩景区。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小人国”,近百处景点,按照中国区域版图分布,是中国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精粹的缩影,游客在一天之内可“畅游大江南北锦绣河山”。

富有象征意味的是,深圳这个中国版图上的弹丸之地,如今也具有这种“微缩功能”。中央25个部委、全国27个省(市)及上百个地(市)都在深圳有不同规模的投资,并设立了办事处,联络处。国外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深圳投资办起了企业、公司2300家。而且,深圳又直接接受仅一河之隔的香港各种舆论的辐射。

深圳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汇点上,而这八面来风的弹丸之地,却成功地扮演了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角色。

首先,深圳“窗口”,“样板’功能已经形成。

从1980年中央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以来,在基本不靠国家直接拨款投资的条件下,深圳靠外引内联,开发了近61平方公里的土地,办起三资企业2300家,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吸收外资的1/7,外贸出口额以年均80.7%的速度递增。伴随着深圳的繁荣,久治不愈的外逃问题得到了根治。深圳人不仅不逃香港,相反,不少香港人却纷纷回返深圳买房定居,边防呈现出少有的安宁。

经过近10年实践,深圳特区以无可争议的事实实现了邓小平概括的四个“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

李灏深有感触地说,建特区是有一个不断认识过程的。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本身就不是普通城市。特区发展到今天,已显示出我们始料不及的“特异功能”。从经济上看,就是除“四个窗口”外,还能成为国家最有希望的创汇基地。从政治上讲,伴随深圳同香港经济距离的缩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实例,才有充分说明力。

其次,深圳可望成为邓小平在内地“造几个‘香港’”宏伟构思的首选地。经过10年的探索,深圳特区除具有较完备的硬件环境外,软环境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开放工作经验,初步培育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有选择地引进了香港和西方先进经营管理做法,提高了按国际惯例进行经济活动的能力,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涉外经济业务的人才。

深圳市政府的负责人指出:把深圳放在国际,国内经济坐标系上观察,其地位的特殊性更为明了。从国际上看,深圳特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若再加上更加开放的政策,在经济贸易上完全可以扮演香港、新加坡一类的角色。从国内来看,深圳特区是联接内地与香港的枢纽,又是内地经济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一块跳板。从国际销售网络来看,香港优势大于深圳,而从有广大腹地作依托的经济力量来看,深圳优势大于香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许许多多的“深圳人”,以他们勇敢的探索,使得深圳特区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验场”散发出了迷人的魅力。现在,深圳特区已经赢得了改革成活率高,牵动面小的赞誉。

深圳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大的一幅油画,大画家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还要在这个城市逗留几天,也就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欣赏这幅二十世纪末的巨幅油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1984年,他也是在这幅刚刚打好底色的油画前重重地点了几笔后,这个情景叫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驻北京的记者邓肯看到了。

美国《时代》周刊1985年度的遴选封面人物于11月间就开始了。最先被提出来的人物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这些人物都没有得到高级编辑们的普遍支持。这时,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时代》周刊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于是请他发表意见。邓肯谈了四个方面的看法,大力举荐邓小平:

1、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

2、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所举的事实和在事实基础上的推理,一下子就把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说服了。他们又通过投票,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

高级编辑们投票的结果只是提名,最后一关还要得到《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的首肯。葛仑瓦德又问了高级编辑们几个问题。他问: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他又问: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回答是:中国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周刊代表团在1985年10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晤过。邓小平显然给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就用邓小平吧。”葛仑瓦德最后下了决心。

上不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对邓小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紧锁的大门,就要面对国际国内的品头评足。

天下许多事,对于百姓而言是茶余饭后,闲侃的话题。对政治家而言,可就是一个大坎,能不能过,怎么过,前后左右,颇费思量。

邓小平车队在深圳又东南西北地转了一大圈。

望着窗外的高楼矮树,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邓小平沉默了很久的嘴巴开始说话了。

显然,他兴致很高,他对身边的谢非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他接着尖锐地批评道:“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汽车缓缓进入深圳迎宾馆,到了桂园别墅门口,中巴车门打开,邓小平下了车,显然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踩在车梯上,回头说出一句话,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邓小平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亲耳听到了,谢非听到了,李灏也听到了。

陈开枝后来也学会了这句话,对那些办事不公,胡说八道的人,他也经常用这句口头禅去回应他们。

在中国的领袖里,敢于用这种口气和方式说话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一个爱吃辣椒,另一个每顿饭也不能少了辣椒;毛泽东属小龙,邓小平属大龙;一个没有要大元帅军衔,另一个也没要元帅军衔。

毛泽东酷爱读书,邓小平更爱沉思;毛泽东借古论今,风采万千,邓小平白水一杯,清澈见底。一个是一六,一个是二三。

毛泽东是邓小平的老师,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学生。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邓小平也参透毛泽东。

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邓小平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讲:一句话顶一万句,我看一万句都不顶一句。邓小平讲:哪有什么金石良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

毛泽东说“不须放屁,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把它写进诗里,谱成曲子,全中国人民都会唱。毛泽东说“不须放屁”是指赫鲁晓夫,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的题目《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是谴责凶暴的罪犯“斯大林”。赫鲁晓夫放了一颗苏式政治原子弹,冲击波辐射到了波兰、匈牙利,辐射到了中国。1956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何必也跟着说臭呢?”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说那些人尽讲屁话,又是指谁呢?他没有说,他也不会说,没人问,也没有人敢问。

1966年,那是一个穷折腾,折腾穷的年份。国家在晃,人民在晕。邓小平吸了一口烟,又吐了一口烟,对即将成为过河卒子的吴晗说了一句话: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

左的思潮像牛市一路飘红,左的观点、行为全都放在涨停版。

毛毛在《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开列了一个涨停版的时间表。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查阅资料,手头也有一份涨停版的时间表。那是一天一跳 ,一跳一惊的时间表。“二报一刊”是当年最大的“股评家”,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股评家”。

196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强调政治要统帅经济,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要求在实现第3个五年计划的新的战斗年月里,继续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首位,使人的思想不断革命化。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4月5日为止,该报又发表了6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这些社论反复宣传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我军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坚持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的报角上写了一段话。在这段话的誊清稿上毛泽东改动了几个字,并加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这张“大字报”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8月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在全国广为传抄张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

1966年9月18日,林彪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要求“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他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刘少奇!”在张春桥指使下,蒯大富带领着5000余人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们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宣布声明:“①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②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待反革命罪行;③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清帐。”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蒯大富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

1966年,红是主色调,左是主概念。

1966年10月1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通过其驻各地的代表,组织人员把大街小巷的建筑物都涂上红油漆,写上各种标语。并在店堂内、居民住房里也贴上带有忠于毛泽东的文字和画片的红纸。他们想使整个中国变成“红色的海洋”。在这一活动中,大批建筑物也被红色的标语所覆盖。

作家林斤澜后来回忆1966年8月时,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说:1966年的8月,  当时号称“红八月”。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红”字等同“血”字,“红八月”在记忆里,是“血八月”。记忆不会凭空,当时“西纠”在六中后院,创立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来的鲜血,在墙上题道:“红色恐怖万岁!”

血,从北京文艺界最先流,北京大学随着流,以后全国血淋淋了。血红的8月里,北京烧过多少书本、文物、工艺绝活?抄过多少人的家?剃过多少阴阳头、光头?画过多少人的黑脸、红脸、花脸?抖露过多少隐私?造过多少谣、多少诽谤、多少侮辱?拷打过多少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生,带着几个同学,自己“进驻”了文联。他是来夺权的,革委会不叫夺。但他可以管自走进会议室训话,指着一个青年作家说,你放毒,我受过你的毒害。那个年头不是这年头,青年作家一声不响。又指着老作家说:曹靖华比你们资格老,头发、眉毛、胡子都白了,我们叫他曹三白。叫他把牌子举起来——挂在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他就举起来。叫他举高点、举过头,他就举高点举过头。

这个大学生忙忙地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院子里来。院子里仿佛要唱戏了,来了一伙女中学生,都十五六年纪,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到了中午大显身手,解下腰带就是鞭子,铜扣立马见血,全不手软。

8月23日,红卫兵批斗老舍,有人发现他胸前没挂牌子,大逆不道。立刻有块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只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在耳朵上,下不去,就使劲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连手带牌子碰着了女红卫兵的脸面。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叫“打”“打”“打”了。人群中间,一位大个子作家,平日认真,几天来沉默观察,这时义愤爆发,气冲声门:“他打红卫兵,他反革命……”花坛上女红卫兵劈拍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来劈拍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当天夜里,老舍出走,第二天他已死在太平湖。

据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3日的4个月内,红卫兵挖出“暗藏敌人”,即地富反坏分子16,623人,破获“现行反革命案”1788起,抄家没收的财物,计有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汇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82.8亿元。金银等物171.9万件,历代文物1,000万件。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74万人。

一代人对一种颜色有一种特殊的印记。我们这一代人对红色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可以讲色彩记忆的形式和脑记忆、胃记忆一样,有一个时间段,应在十八岁前。可能是这个缘故,我很轻松地把脑海中关于红色的记忆翻腾出来。我发现,在颜色中,关于红色的说法最多。

一种红色,有无数种表述。原始、印象、感觉、视觉、听觉、通感统统都可以过渡到红色这个宽广大道上。不信你看,关于红就有以下的描述:血红、国旗红、朱红、大红、紫红、黑红、夕阳红、鸡血红、朱砂红、海棠红、玫瑰红、宝石红、牡丹红、桃红、火红、胭脂红、露红、猩红、玛瑙红、枫叶红、苹果红、猴腚红……

同样的背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道路,最后是不一样的结果。世界绝不仅仅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一个人就是一种色调。站在晚霞下是夕阳红,蹲在果园里是苹果红、草莓红,和猴子搂抱在一起,大概就是猴腚红。

黑色是一种需平反的颜色。黑色是用量最大的一种颜色。黑色是一种最真实、长久的颜色。是顶级色,是颜色之总和。

红是颜色之首,紫是颜色之尾。首尾相联,大红大紫。往前往后,都会进入黑的领域。

黑色中,星空是情侣的私家星空;黑色中,单体生命才有休整的宿营地。

黑色是一种最强的消溶剂。温情、血腥、浪漫、无耻的战争故事、爱情故事、政治故事、经济故事,大多在黑色中完成交易。

黑色不是一种坏颜色,黑色是一种真实的颜色,但经常掩盖着许多不真实的颜色。

红和黑是一种对抗色。左和右是一种博弈状态。

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历史就是在红和黑的颜色涂料中,在左和右的博弈中渐渐成型的。

在江西流放的日子里,那个被称作“将军楼”的小院里,邓小平在里面走了无数圈。左和右的问题也是他思考最久,最透彻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对中国的大彻大悟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

1956年自从毛泽东说了“不须放屁”后,毛泽东像是受了刺激,赫鲁晓夫过去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就差点叫爸爸了。斯大林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就敢在苏共“二十大”恶毒的语言攻击斯大林,同时还公布了触目惊心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即百分  之七十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

他指出军队内的大清洗的恶果:五个元帅被处决三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保存了性命……

半年以后,中国开始反右斗争。

邓小平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他1989年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披露如下的数字。这场反右派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多用非所长……

中国从1957年开始,像是进入了一种磨盘。进入了一种怪圈。《人民日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傲腾一次和我聊天时说起,农村家家户户有一副磨米的磨盘,它是由两块圆形的石板构成,上面的石盘有一洞,可以倒米,米可是高粱、大米、小麦、黄豆、绿豆、黑豆。有条件的人家,用一驴拉着磨杆转,无条件的人家,则人力自推。豆子从小孔里倒,其实,仔细观察,不是两扇磨盘碾碎了豆了,而是豆子相互之间的碾轧而粉身碎骨。磨盘就是一种机制。

1956年,磨盘开始转动了。

折腾也开始了。以往的历史似乎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规律:有点家底,有点本钱了,折腾就开始了。1949—1956年,中国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跟着1957年在城市开始了反右斗争,在农村推进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搞起了“大跃进”。领袖疯了,中国人民也疯了。

1960年,老天爷打了中国人一个耳光。苏联人又在背后踹了中国人一脚,“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折腾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又到了一个低谷。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一)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1960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1%(“一五”期间平均积累率为24.2%),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而且积累效果极差;第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从1957年到1960年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2.7%,工业与农业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第三是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1958—1960年,生铁产量增长3.5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长2倍,而货运量仅增加1.1倍。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5%下降到33.4%,而重工业产值由4.5%上升到66.4%,轻重工业之比,由“一五”期间的3比2,到1958年至1960年变为1比2;第四是供求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社会购买力,比1957年488.2亿元不断地大幅度增长,分别为578.8亿元、675.1亿元、716.7亿元,三年内增加了46.8%。而市场商品可供量则严重不足,尤其吃和穿的商品缺口很大。1957年至1960年,粮食和花纱布等主要消费品大约挖出库存1/3,但货源仍然不足,到年终未实现的社会购买力达到198亿元。

(二)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

首先,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不仅连续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均在10%以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竟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1962年棉花产量降到了1950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大约倒退了10年时间。

其次,工业生产下降。由于轻工业生产大部分以农产品(尤其经济作物)为原料,所以1959年至1961年经济作物产量的下降导致1960年至1962年轻工业生产严重下降。1962年与1959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下降35.2%,棉布产量下降66.6%,糖产量下降69.1%,卷烟产量下降55.8%。

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相继下降,重工业(包括钢铁工业)也难以继续增长,从1961年开始急剧下降,钢产量1961年下降为870万吨,比1957年仅多132万吨,基本上退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三)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带来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城市职工,由于“大跃进”以来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加之新职工的迅速增加,职工平均工资尤其平均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57年职工平均工资为637元,到1961年下降为537元,如果剔除1958年以来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平均工资为399元,比1957年下降37.4%。更严重的是市场商品供应尤其是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粮食供应,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的粮食库存挖空,几乎出现脱销危险。职工口粮,从1957年的人均392斤,降列1962年的368斤,下降6.1%,食油从1957年人均10.3斤,降到1962年的4.9斤,下降52.4%。猪肉供应,全国1961年比1957年减少80.6%,1961年人均肉类供应,北京2.1斤,上海3.6斤,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棉布供应量也因棉花连年欠收而减少。1961年2月,决定第二期(3至8月)布票不发,并从3月起毛巾等10种棉制品实行凭布票供应。1961年9月至1964年8月三个年度,每人每年基本定量只发3市尺布票,加上各种补助和奖售,人均只有8市尺棉布。由于市场供应不足,国家不得不扩大特需供应范围,增加凭票供应商品,1961年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69种。

农民生活水平更是急剧下降。全国农民人均口粮从1957年407斤下降到1961年的307斤,淮河以北地区人均口粮仅300斤原粮,其中西北地区从1960至1963年连续四年人均口粮200多斤原粮,有些天灾人祸(“共产风”等)严重的地区,农民口粮每天在半斤以下。尽管上面号召实行“瓜菜代”、“粮食增量法”,也无法防止农民浮肿病的扩展和农村饥荒的蔓延。

由于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了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

上述三年经济困难,除了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左”倾错误是主要原因外,自然灾害和苏联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国农田受灾面积,1959年为4,463万公顷,1960年为6,546万公顷,1961年为6,175万公顷,分别比“一五”期间受灾面积最多的1957年(2,915万公顷)超过53.1%、124.6%、111.8%,其中造成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重灾面积,1960年和1961年分别比1957年超过66.8%和92.5%。赫鲁晓夫也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施加压力,背信弃义地撕毁了600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资料,逼还抗美援朝时的军用物资折款14.06亿新卢布。这些都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4年到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由狂热退回现实,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巨大成功,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磨盘又一次开始了转动。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爆发了。

这一次磨盘的转动,一转就是十年。

红卫兵,红小兵;破四旧,立四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

磨盘里的黄豆、黑豆、绿豆、大豆统统被轧碎。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约占17%,党中央、国务院副部长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总人数的75%,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连累受害的亲属等,有将近1亿人口。

失语的人太多,是说话的人太少,下场太惨。

杀鸡给猴看,是赚钱的生意。

杀猴给猴看,是打个平手。

杀个老猴给鸡看,则一定是赔钱的卖买。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丁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56年至1976年,毛泽东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似乎在躲避一种东西,又似乎在超越一种东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最终没有躲过去,没有超越过去。毛泽东衰老了,周恩来累死了。朱德无疾而终。中国人民也在这场长达二十年的运动战中被运动得筋疲力尽。

1971年,就连驾机叛逃的林彪,在其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里也写道,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当前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国情、认识我国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明确。

叶剑英的讲话是官方的一种说法,民间的说法,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人发了一场高烧。一烧就20年。

走极端本不是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祖师爷孔夫子、孟子的文化核心讲的是中庸。不偏为中,不变为庸。按照民间的说法是“不骑马,不骑车,骑着毛驴赶中游”,“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知足常乐,能忍则安,和为贵”。所有这些,骨子里求的是一种平衡、平和、平均。平衡指身体,平和指家庭,平均指社会。

作家权延赤拿毛泽东和蒋介石作过对比:作为“成者”,毛泽东与“败者”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毛泽东终其一生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蒋分石终其一生是“曾国藩加孔夫子”,与宋美龄结婚后又加了一个“耶稣”。

毛泽东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曾尊崇这位大成至圣的文宣王。接触新文化,特别是投身革命活动后,对孔夫子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他从没否认孔夫子的历史地位,但认为儒家思想在现时代只起反动作用。他曾对一些中央领导讲:“我们批判孔老二,孔老二在历史上影响两千多年,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影响这么久?”同时又指出:“孔夫子到处奔波游说,只会讲空话,到头来一事无成。还是秦始皇办成几件实事。”越到晚年,他越推崇法家,推崇秦始皇,并直言不讳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

蒋介石临死前教诲蒋经国:“王阳明、朱熹、陆象山这些大儒的书,你要当作圣哲去研读。”

蒋介石原名蒋国泰,乳名“瑞元”,学名“志清”。一九一二年他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所用笔名为“介石”。一九一八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才起用“中正”这个名字。

新锐剧作家张广天拿毛泽东和孔子也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想到“子曰”、“毛说”的对立统一。一个说信而好古,他怀念过去。一个说前途光明,他相信未来。怀念过去,就是否定当下。相信未来,就是怀疑现在。子曰毛说,在今天的问题上,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

孔子的思想,作为从上而下的主流,一直为统治集团用来维护秩序;而毛泽东思想,作为从下而上的另类,可以成为民众解放的理论武器。看起来水火不容,实际上一阴一阳,才好互动发展,给事物的两方面都争取空间。就像太极图的两块,有黑无白,有白无黑,都无以成就太极。中国人在孔子死后两千多年,才等来民本思想的另一面补充。毛泽东集历代造反者的大成,白纸黑字,写就一部“造反有理”的“反经”。如果说《论语》等十三经是《旧约》,那毛泽东的著作就是《新约》。《新约》不是为了抵消《旧约》,而是从新的方面来成全律法。

一家之言,多家之言。正确也罢,荒唐也罢,总之那是一个一杈腰个个都是小毛泽东,中毛泽东,大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一个激情四射、荒唐迸溅的时代,是一个上天可揽月,下洋可捉鳖的时代,是一个一人挥手大家走,一人唱歌众人吼的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25年前,深圳与隔海相望的香港对比,用政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雄心勃勃,社会主义疲疲软软。用经济的观点看,香港富得流油,夜尿都油裤裆,深圳是白浪滔天浪滚浪,一张茅草空当当。

13年前,深圳与隔海相望的香港对比,用政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雄心勃勃,社会主义也正在雄心勃勃。

邓小平就站在了深圳大桥桥头的桥面上,他踩得踏实,看得踏实,说的也踏实。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

真佛语如同平常言,大政治就是大实话。

邓小平又用平百无奇,淡似无味的大白话道出了他此次南巡的大象之形,大羹之味的真经。

在1992年1月20日,天晴气朗,邓小平讲出了谜底,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1949年以后,“左”和“右”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分水岭,一个怪名词,一种文化的变种。沾上右,让你血流成河。沾上左,就能让他人俯首贴耳。

原本的“左”和“右”只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指向性很明确的方位词,在风水、相书、巫术、阴阳八卦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风水学中,一贯遵循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去武,中央后土”的模式。方位、颜色和四兽是风水学构成的基本元素。左和右不过代表一种方位,也没有更深的含义。汉儒董仲舒的解释的“左”和“右”,也依然是从自然的属性给出的一种说法:“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

在《周易》的体系中,经过汉代人“天人感应”的发挥,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有了新的说法:乾为天;还可为君、宗、门、首、德等;坤为地,还可为臣、城邑、田、宅、陆等;震为雷,还可为主、坦道、蕃、左;巽为风,还可为女、风俗、床;坎为水,还可为江河、大川、渊、并、寒泉;离为火,还可为户、牢狱、灶;艮为山,还可为石、庙、宫室、穴;兑为泽,还可为妹、右、西等。

“左”和“右”也只不过在震卦和兑卦里各占一个字。

邓小平用犀利的手术刀,轻轻划了一个口,那个脓肿的年代就流出了黑血,流出了浓水。恶臭,难嗅。

左和右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个方位词。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本身很简单,但中国文化再兑上政治的调料,完全变成了一把屠刀,一把利斧,一种机制。

在中华《辞海》里对“左”和“右”的来历有如下考证。

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人的左半大脑比右半大脑更为发达。人们认为是由于人类长期习惯使用右手的结果。唐朝的孔颖达在《佐传·襄公千年》疏里就说过:“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形成了古人特有的尊卑观。董勋《答礼》言:“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赵王委以重任,“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阅读古书,常见“左迁”一词,不言而喻,它指的是降职、贬谪。

我国古代习俗坐北朝南。那么,左就是东,右就是西了。江左就是江东,淮左就是淮东,同样,道左就是道东。《中山狼传》中“引避道左”,《柳毅传》中“鸟起马惊,疾逸道左”,都是退避在道东,有表示谦让之意。交际场合,宾主座次,顾炎武《日知录》所述十分清楚:“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际,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鸿门宴》中项羽宴请刘邦,自己却毫不客气地“东向坐”,反映了他的骄横。至于乘车,情形则有所不同,它是尊者居左。《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信陵君礼贤下土,“从车骑,虚左、自迎赵夷门候生”。

乘车尊左,沿于商代车制。东汉郑玄说:“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射手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所以《周礼》规定射为六艺之一。《礼记·射义》上的两节文字说明了射的重要:“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射中则得为诺候,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车上射手的位置无疑成为尊位了。

我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设在北方,面向南方。因帝王是一朝之长,万人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为“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称“下”了。可以说“北”和“上”、“南”和“下”的联称,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后来又带进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比如看地图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里的“上北”、“下南”只不过是“北上”和“南下”的倒说罢了。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中通贯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就是“阴阳”。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古人将其归类为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阳者为刚强,阴者为柔弱。男子性刚强,属阳于左;女子性温柔,属阴于右。中医诊脉,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小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的习俗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至今,在排座、拍结婚照等场合尚沿此俗。

左右本是人们用来区别方位的,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却被赋予了另外的含意,成为好坏、上下、大小、尊卑的代名词。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将所谓的革命派称为“左派”,解放军进驻学校叫做“支左”。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反右运动”,这“右”,当然是指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期间,由鲁迅等人组织的进步作家协会,也称为左翼作家联盟。

在不同的时代,左右的含意大不一样,中国近现代以“左”为尊,然而在古代却恰恰相反。殷代称大学为右学,小学为左学。周人以右为尊,称民间宗教为“左道”,对其严加限制。汉代称诸侯手下的官员为左官,表示其地位低于朝廷官员。在朝廷上,排列于右的官员,地位高于左列者,元代的科举制,中选的举人和进士分列二榜,蒙古色目人的一榜称为右榜,汉人南人的—榜称为左榜,左右成了种族歧视的象征。

在古代,不同地区的人对左右有不同的态度。春秋战国时代,地处中原的周人尚右,而南方的楚人却尚左。楚国的官员中,有左司马和右司马、左尹和右尹、左领和右领、左史和右史等,他们的地位以左为上。楚国的三军中,中军是主力,左军则优于右军,屈原曾做过左徒,项羽叔父项伯曾当过左尹。

古代中原地区的服装,衣服的前襟向右,称作右衽。只有人死后穿的葬服才是左衽,表示人死后再也不脱衣穿衣。但是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恰恰相反,他们的衣服皆是左衽。孔子曾说,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今天就“被发而左衽矣”。后来,“左衽”就成为异族统治的代称。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原名于伯循,他改名为“右任”,就是表明自己对满清异族统治的愤慨,决心以恢复中原衣冠为己任。

至今,一些南方少数民族还保持着“左绕三圈”的奇特风俗。广西壮族人在犁田后,将水牛集中于田中央左绕三圈,以示对田神的敬意。傣族和拉祜族葬仪中,都有绕棺材或尸体左转三圈的仪式。在婚礼中,新娘来到夫家后,首先要在灶旁左转三圈,表示她作为该家族新成员对家神的敬仰。

我国古代“左”与“右”到底谁尊?这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规定。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左”与“右”谁尊,需视场合而定。周朝规定,诸侯朝天子,以右为尊。《老子·经武》中说,士大夫在室内则左边为贵;用兵打仗则右边为尊。《殷契粹编》五九六片:“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战国时候,逐渐形成了以“右”为长的制度,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便是证明。秦时亦以“右”为尊,“左”为卑。汉承秦制,亦以“右”为蹲。据《汉书》记载,孝文帝时,右丞相陈平以大局为重,考虑到太尉周勃功高,提出将右丞相职位让于:周勃,被孝文帝采纳,结果“周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徒为左丞相,位第二”。故古时世家大族称为“右姓”或“右族”,“右职”是高职位的意思。然而,乘车方位的尊卑却正好相反,以“左”为尊,以“右”为卑。

看完这繁琐的考证,我们知道“左”和“右”的来历。但1949年后,“左”和“右”则不仅是一顶帽子,更多的时候,变成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谁被放在这右的铡刀口上,谁的脑袋也结实不到哪。三十年的历史,就用血写出了左和右的方位和性质:穷左富右,贱左贵右,东左西右,好左坏右,革命左反革命右,社会主义左资本主义右。我还可以接着那三十年的血迹写下去,你还愿看吗?

邓小平把这用血贴上的政治标签摘下来,并在那儿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虽然有人把它当成了逗号,有人看成了省略号,还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个问号。

黄妙应在《博山篇》中讲:天下道理,阴阳五行,不离一圈。这一圈者,生死之窍。天地之间,有小的圈,有大的圈,认得此圈,处处皆圈。

深圳有个业余写词的人,看清楚了那是个句号。只不过他把那个句号看成了一个放大的句号,放大的圈。歌词经歌星董文华的大嘴一喝,早已流传在中国大江南北: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啊,中国,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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