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21年，还有几天，距离我2003年年底进入包头日报社，就整整18年了。

18年啊，想想居然有些不寒而栗。

18年前，我在包钢日报当记者，每天下厂矿采访、开会、写稿，闲来和一帮同事打打《仙剑奇侠》，忙的也是有滋有味。2003年春天的某个上午，已经快要下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很温柔的女声自我介绍叫戈华，是包头日报社的，她说这几天市里事业单位在招人，希望我去报考包头日报社。那时，我不知道戈华是谁，但人家好心打电话过来，我就答应下午去看看。当我带着毕业证学位证去了当时的人才交流中心报名时，已经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场内已经基本收摊，但包头日报社的摊位上还有两个人坚守着，我递上资料，其中一位女同志说了一句话，哎呀，就等你了。

此后，就是考试，考了两天，考试内容和公务员考试差不多。

然后就是等待。8月份的时候单位组织去九寨沟旅游，我快快乐乐地去玩了好几天。回到家里已经是某天的下午5点多钟，母亲突然想起来说前两天有电话找我，让我去报社。老人家不知道我考试的事儿，也说不清人家找我干什么。我犹豫着现在已是下班时间了，要不明天再说？但想想，还是拨通了报社的电话，结果问了一圈才知道不是报社找我，是人事局找我。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是要核验我的学历，最后一天了，而且人家已经要下班了。我赶紧说，我刚从外地回来，能不能等我20分钟，我马上打车过去。对方说，那你来吧，赶上也就赶上，赶不上就不行了。我打车直奔人事局，到了那里核验学历的科室已经在锁门，但好在还是给我核验了。

然后又是等待。秋天的某个周五接到电话，让第二天去报社面试，并说时间可能比较长，中午报社管饭。那天，报社楼里很安静，秩序很谨慎，气氛很严肃，三楼会议室坐满了来面试的人，不许交头接耳，连上卫生间都有人跟着。面试之前还有个笔试，笔试之后大家安静地在会议室吃盒饭。面试在下午，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出会议室就再也没有回来，剩下等待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人拿着报纸，有的人拿着新闻专业书籍，我，拿了一本小说《白衣女人》。会议室里等待的人越来越少，都快没人了才叫到我。从会议室出来到上电梯出电梯进六楼会议室，每一段都有人跟着，确保没有人能接打电话，进了面试的大会议室，一圈考官坐成半圆形，面对着一张孤零零的椅子。作为一名久经考场的人，我当然不紧张，甚至是很轻松地面对考官。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回到三楼会议室，因为，从面试考场出来，又有人护送进电梯直接送出报社大楼，就差说一句，向前走，别回头。那天，在报社，我看完了那本厚厚的《白衣女人》。

然后继续等待。一晃到了冬天，该跨年了。某天一大早，我正在包钢开早调会。接到报社电话，要我立即去报道。会后骑自行车赶到报社，在二楼政工科等了一会儿，采编部的副主任张弢来把我领回四楼办公室，主任张华把我领到四楼电脑机房，安顿了我的工位。至今我仍记得当张华主任和其他同事介绍说我不是实习生，也不用谁带，直接上岗时，其他人诧异的表情。于是，在还差几天进入2004年的时候，从春天经过了夏秋冬，我从包钢日报无缝衔接到包头日报。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进入包头日报社我要过的最难的关居然是语言关。在包钢工作时，大多数人说东北味的普通话，没啥语言障碍。但在包头日报社，不光很多同事说的是此地方言，开会调研下乡更是方言，东河的和土右的不一样，九原的和固阳的也不一样，没有录音笔，手机也没有录音功能，全靠耳听笔记，常常一个采访下来，全身心紧绷着试图抓住对方说的每一个语音，耳朵都快长长了，记得快了或听不懂的就用拼音和符号，所以我的采访笔记如同天书一般，经常过俩小时自己都猜不出写的是什么字。

第一次去达茂旗采访是在2004年的3月8日，那天天气还很冷，雪仍未融。我们坐一辆跑风漏气的老面包车颠簸了四五个小时到了百灵庙。也是那几天的采访让我真正领略了达茂旗草原的广阔。因为我晕车，去什么地方我总习惯性地问开车大约多久？但每次当地人给我的回答都是“不远远，二十分钟（或十分钟）。”我信以为真，每次的二十分钟都是一个二十分钟后又一个二十分钟再一个二十分钟还有一个二十分钟，我才知道草原上的二十分钟是起步价。车有时在柏油路上跑，有时是水泥板路，有时在坑洼的车辙上循迹而行，车开的自由自在，而我已经顾不上晕车了，因为骨头都快颠散架了，尤其是脖子，愣是把颈椎病颠了出来，头晕恶心到想哭。两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坚决要求当晚回包头，达茂旗宣传部的司机师傅那天刚刚在百灵庙和包头往返了一趟回去，只好又送我回市里，我知道他一天跑两趟很累，但是我的脖子脑袋已经痛到不行，我必须回家，否则第二天我肯定起不来了。我只好假装看不见司机师傅的不情愿。在路上忍了四个多小时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已经天旋地转，不仅颈椎病犯了，还发烧了。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去过很多次达茂旗，有时一个星期去两趟，我能从路边熟悉的景物判断出走到哪里了，我也学会了在颠簸的车上顺着车的节奏摇晃身体和脖颈，就是再也不相信二十分钟的路程真的是二十分钟。那一次的达茂旗之行还发生一件趣事，我去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很薄的小棉袄，当地陪同的王春梅很细心，第二天给我带来一件她自己的厚羽绒服，红色的。那件红色羽绒服暖了我身也暖了我心。

记者出去采访最尴尬的是人有三急。某次和领导去土右旗调研，山里村里大棚里走了一上午，突然增加了预定行程中没有的固阳，一行车队从土右直奔固阳，路上，车队停下，大家下车就在路边“唱歌”，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只有我一个女性，我只好假装自己不存在。他们放完水又开始喝水，我口干舌燥如坐针毡。好不容易到了固阳的一家宾馆，大家又一窝蜂冲去卫生间，包括那个唯一的女卫生间，而我，唯一的女性连卫生间的门都进不去，那时，觉得人生至苦至难是卫生间近在眼前，里面全是大老爷们儿。谁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也许我就是那第一个。反正后来出去采访，只要是下乡的，我就尽量不喝水，包里永远带点饼干巧克力牛肉干之类顶饿的东西，看见卫生间的原则就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卫生间在哪里。

在当记者的那些年里，上过山下过矿，进过高大恢弘的会议厅，也进过低矮昏暗的低保人家，吃过席也饿过肚子，烈日暴晒过，寒风中哆嗦过，住过星级酒店也进过猪圈，熬过夜也曾半夜惊坐起，走过很多的路，见过很多的人和事——

当记者的时候，很羡慕编辑，每天坐在机房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等稿上门修修改改好不惬意。后来自己当了编辑，才发现纯粹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记者写稿揪头发，编辑改稿抠眼珠子；记者只写自己的稿，编辑要改一群人的稿；记者写稿激情四溢，编辑改稿痛不欲生；记者写稿每一个字都是亲生的，编辑改稿每一个字都怀疑人生；记者看似总有无限风光，编辑下班抬眼全是星光；稿子多的时候编辑像皇帝翻牌子挑肥拣瘦，没有稿子的时候编辑像菜市场最后收摊的——编辑改的不是稿，是命！编的不是版，是脸！

都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新闻体系里更是如此，每个人都是这条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理应肝胆相照互相成就彼此包容。从有文字从有新闻纸，始终是铁打的文字流水的人，这个人既是写文字的人也是文字里的人，一张新闻纸，写尽粉墨春秋里的人来人往，18年弹指一挥，且行且珍惜。（范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