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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天视自我民视

中国老百姓遇到突降灾祸之事,大多会仰天长叹:我的天啊!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很多人会自我解脱说: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即使是水泊梁山的造反者喊出的口号,也与天有关:替天行道。许多次乘飞机,凭窗看飞机下的云层就想:孙悟空会不会踏着云朵滑过呢?!

科学理性的天与人们信仰想象的天不会是一回事。就如同今天的科学已然告诉我们月亮上什么活物生命都没有,什么嫦娥、吴刚、玉兔、桂树都没有,我们会不会有些许失望?人类文化的初始是神话或童话,她给予了人类探求真相的好奇心,而源于无穷想象的好奇心或称天真心理,恰恰是开启、扩大人类心灵最珍贵的源泉动力。民谣有“二十三,糖瓜粘”,是说腊月二十三这天,灶王爷要上天汇报工作,所以要给他吃麻糖,甜甜他的嘴或粘住他的嘴,让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叫“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平安”,这是据说在中国夏朝就有的习俗。其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什么灶王爷,这位爷也没地儿去汇报工作,因为天空是一片虚无。但这一习俗仍然存续的原因,只能是人们心里对生活得以改变的美好祈愿。

在儒家诸圣中,荀子是特立独行的个体,他在《天论》中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帝尧是大好人,夏桀是大坏人,但是天道有常规,它不会因为人的善恶而存亡。又讲“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停止寒冬,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路远就停止它的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哄闹就停止他的正确行为。这与老子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没有什么仁义之说,就像人们祭祀时所用草扎的动物、用过就扔掉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相近。理性或许难脱冰冷的味道,这与老百姓对“苍天是有眼的”感性预期有差距。一直以为,中国百姓是最能够忍辱负重的群体,若不信,可看看漂散世界各地的同胞,大多都是逆境求生、负重前行的榜样。在求之规则不能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只能寄予上天的护佑: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看过一出京剧叫《清风亭》,讲一卖豆腐的张元秀老夫妇于荒郊拾得一弃儿,取名张继保,苦心抚养十三年后,小继保被生母领走。张元秀夫妇俩思儿心切,每于清风亭望儿归家。后张继保高中状元,荣华于身,路过清风亭小憩。张元秀夫妇得知消息赶去相见,但张继保恶语相向、不予相认,夫妇俩伤心至极,碰死清风亭。张继保走出清风亭时被晴空响雷劈死。该剧又名《天雷报》,京剧大师马连良、周信芳都擅演此剧,该剧蒲剧、川剧、汉剧、湘剧、晋剧、秦腔、豫剧等版本众多,于民间影响甚广。在中国传统戏剧里,类似的剧目很多,表达了老百姓扬善抑恶、渴望天下承平的素朴情感。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传统国家,你可以将“安土重迁”“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理解为封闭保守落后,其实那也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形态。农业耕种就离不开对天时的重视,《尚书》“尧典”讲,帝尧治天下,先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然后就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任命羲氏、和氏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转来认识天象,把观测、总结的节令告诉人民,以安排农时,方便耕种。“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根据鸟、火、虚、昴等星座及昼夜长短来确定春、夏、秋、冬季节,并举行祭日活动,指导人民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等农事活动。《尚书》是记载中国上古历史的书籍,是识别民族独特基因密码的重要佐证。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劳作岁月,我们的先人在与日月星辰的对话中,求索着与时偕行(易经语)、与自然相存共处之生存法则,并由此建立自己的道德精神世界。“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经》乾卦)并在对“天”认识中,汲取精神启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震卦”讲“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雷电袭来、震动不止是好事情(亨),它虽使万物恐惧,但也带来了福泽。这是什么道理?因为恐惧使人戒备,戒备就会自我警醒,少犯错误。所以该卦《象》传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人只有有所敬畏、有所恐惧才能不断自省,修正妄念、克制欲望。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较于气象万千的天地自然,人类注定是渺小的(当然这绝不是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或者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华先人们正是于其中获取无尽的智慧启迪,充实建构我们独特的精神世界。

今天的科学发展已使我们认知了许多自然现象的成因,但彼时的人们虽对某些自然现象不知所已然,却能够于其中受到警惧,做到检视自身,积极修补治政缺失。《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以社。”日食发生,人们敲锣打鼓震慑遮日黑魔,用牺牲祭祀土地神。今天看来,古人很愚昧,但是司马迁开列的“救日”之道是为政者要检讨自身行为、修养自己的德行。《史记·天官书》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汉文帝二年十一月,发生日食天象,文帝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文帝将发生日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失德(人主不德)和治政过失(布政不均),所以才造成“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故让大臣上书直言极谏、举荐人才,以匡正自己的错误。汉文帝也因此成为史著记载中首位“罪己”的帝王。

历朝历代逢天灾人祸,多有主动“罪己”的执政者,能够检讨自身、修补不足,需要“知耻”的勇气,也是治世之福音。

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因其丰富的人类生活、创造、文化遗存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尽管已看过很多玉器,但是从电视上看到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硕大无朋的“玉琮王”时,还是感觉非常震撼。中国有崇玉重玉的传统,中国古人认为玉有九德(孔子讲玉有十德),视为天物。有身份的人入葬要有玉殓具陪葬,嘴含玉蝉、七窍都要有玉塞封堵。古人制作的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是通天之物。逢祭祀等重大事件,巫者手持玉琮,吟之舞之,祈求天地护佑。“良渚人没有走向多金,而是走向多玉,从玉文化里确立了礼乐文明的根底。”(《文化的江山》)

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直认为有“天意”“天命”的存在,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这话放在现代社会看,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局限性,但是对天地所赋予的职责使命心存敬畏、不竭进取却是必要的。他又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过十五岁开始的求知究理及其后的世事浮沉,于半百之年真正明白了自己立于天地的担承所在,这已然是不惧不忧、为道日简之紧要。

《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西哲康德有名言传世: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其所作诗歌《仰望星空》题记中写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有评论说,仰望星空就是追随“那无穷的真理”、就是热爱“那凛然的正义”、就是让心灵栖息于“那博大的胸怀”、就是让“那永恒的炽热”燃起“希望的烈焰”。

周施分封制,并且周朝执政者认为其负载着上天的使命,故自称“天子”,他执掌的疆域叫“天下”。东周时期,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孔子深为忧虑,故欲恢复周公诸先贤所创礼乐文明,使天下和平、百姓安宁。他认为他的天命就是“克己复礼(周礼)”。及至后世朝代,大多已将“天下为公”化为“天下为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说“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讲的很是深刻。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上天所见,都来自民众所见;上天所闻,都来自民众所闻,民众能有什么过失,责任在我一人。如果真有什么“天视”“天听”那也一定来自民众的心声心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天下为公”“江山为公”,民众才是最大的天!(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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