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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话胡云晖 漫谈包头民俗的“前世今生”

所谓民俗,是某一民族或某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即通常所说的民间风尚或民间习俗。

早在先秦时代,《管子·正世》篇中就对民俗有所论述:“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可见,在上古时期,中国的先贤们不仅发现总结了民间民俗的存在,更认为民俗对社会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俗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均有不同,也让中国成为民俗文化大国。流动发展中的民俗文化不仅造就了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性格,更传承着百花齐放的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着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

在包头,晋商文化、蒙元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等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兼容并蓄、弥足珍贵的西口地区文化。

驰名遐迩的餐饮美食、千姿百态的民间艺术,还有文物古迹、宗教寺庙以及老街旧巷、历史建筑、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这些蕴含着独特而珍贵记忆的文化事项,在悠久的历史年轮中,无不携带着包头民俗酝酿形成、不断发展的文化因子,也使包头民俗成为中华民俗中极富特色的一朵奇葩。

日前,包头市图书馆特邀我市民俗专家胡云晖开展包头民俗专题讲座,记者也有幸与胡云晖对话漫谈包头民俗的“前世今生”,探寻隐藏在民俗中的包头文化秘密。

◎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诞生的包头民俗

“古代的包头,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游牧家园。有好多的游牧民族在这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经常是生活一段时间后就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胡云晖说。

民俗文化的形成,应该有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头地区生活的百姓还大多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就让包头民俗的形成诞生比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很多地方都要晚得多。

“明代时期,即使是在离我们很近的长城以里地区,已经有了很多的定居点,有了房屋、村落甚至城镇,但在包头地区,却很少有定居点,基本上都是游牧生活。”

那么,包头地区的固定居民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

胡云晖说:“明代的后期,蒙古土默特部落在阿勒坦汗的率领下进入现在的土默川,以美岱召地区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农业生产等活动。这一时期,当时这个区域里,曾经有不少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汉族人,从事固定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就是通常所说的‘板升农业’,从而建立了许多定居形式的召庙和村落。”

如今土默川上一些地名中,有很多叫“某某板”的,正是来源于此。

胡云晖说:“‘板’是‘板升’的简称,源于汉语的‘百姓’,游牧的蒙古族人看到汉族人盖房子聚居,就把这一特定形式概称为‘百姓’,转音之后,‘板升’就成为房子、村落的代名词。‘板升’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为之后包头地区特色民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进入清代,更多的汉族人越过长城来到包头地区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村落等聚集地越来越多,而在我们常说的“老包头”即东河地区,经商做买卖的更是纷至沓来。

“当时的人们从中原地区贩上各种货物,然后到草原上换皮毛或者药材,辗转卖到中原,赚钱不少,所以商贸业很快发展起来,短时间内包头地区居住、生活的人口一下就多了起来,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镇,‘走西口’文化也逐渐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包头民俗文化基因。”

“从清初一直到解放初期,‘走西口’其实一直存在,从山西、河北、东北、河南等地来包头定居的人口逐渐增多,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地区原来特有的风俗习惯也在包头磨合、融合、沿袭下来,大概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具有包头特色的民俗文化。”

◎包头民俗中的“吃”“忌”“说”“做”

从“走西口”诞生而来的包头民俗文化,不仅将移民文化的特征深刻烙印在这里,在吸纳融合多种文化的基础上,也逐渐创新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在了饮食、民俗节日、语言等各个方面。

“民以食为天”。饮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体现地方民俗的重要载体。胡云晖说:“‘吃’在民俗中其实内涵深刻,但却最简单明了。”

南方过端午节吃粽子,在包头过端午节却是吃“凉糕”,这其中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包粽子的粽叶都不是我们包头地区能产出来的,所以受山西文化的影响,我们用自己的特产,就是本地人常说的‘糜米’来做‘凉糕’,而用黍子磨成的面,来做‘炸油糕’,这与南方地区是截然不同的。”

本地人爱吃“酸饭”,不少久居外地的本地人也常常怀念惦记着只有在老家才能吃到的“酸饭”。

“生长在黄河边上的人,为什么那么爱吃酸粥、烩酸菜等‘酸饭’呢?实际上是由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因为生活在沿黄河边,土地容易被黄河水淹没,土壤里含碱量非常高,吃点酸的东西就觉得身体特别舒服。”

在包头改良创新的,除了饮食,还体现在祭祀礼仪、节日文化上。

“在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通常都有家族祠堂,把列祖列宗的牌位都供在里头,每到过年过节或者是婚丧嫁娶等家族重大时刻,都要进去叩拜。但是‘走西口’到包头地区的人,很多是孤身一人,或者只有一个家庭,就是繁衍到最多三、四代,也没有办法修建祠堂,就用一个替代办法,把祖先的头像画在一块大布上,叫做‘容’。祭拜的时候,把‘容’挂在墙上,相当于列祖列宗的牌位,并且代代流传下来,在包头尤其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非常得多。”

胡云晖说,过去包头土右旗地区的农村,每个家族都有这个“容”,谁家结婚办喜事,就要去上一家办婚礼的人家取来,在婚礼仪式上叩拜。

逢年过节,民俗讲究就比平日里多了起来。过去包头地区的人们过年,从年三十到二月初二,每一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有讲究,怕得罪了过年时接回家的众神。或者不能动针线,或者不能出门、动土,各种禁忌特别多。

正月十五或二月初二,许多地方都要举办转九曲黄河阵的活动,转的时候,必须从入口进出口出,象征新一年顺顺畅畅;五月端五东河区的沙尔沁有登莲花山的传统,象征蒸蒸日上,步步高升;七月初二南海子放河灯,祭奠河神,祈福保佑平安……这些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

“我们现在到过去的一些庙宇观察,你会发现每一个庙的对面肯定有个戏台。为什么要在这个庙的对面,而不是其他地方建戏台呢?因为人们去庙里许愿之后,为了取悦于神,求神保佑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就要给神闹红火,叫做唱戏酬神。”

“老包头”的发源地东河区,曾经有过“九行十六社”的盛景,形成三百六十行的江湖社会,而不同的行业内部,几乎都有只有该行业从业者才能听懂的“黑话”。社会民俗语言十分丰富。例如开当铺的、搞理发的、开澡堂子的,都有自己行业内才能听懂的“黑话”,当时走在老包头的街上,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话,非常复杂。直到现在,包头作为移民城市,它的地方语言还是五花八门,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形成了包头语言民俗文化的特点。

“在包头,有‘东北话’、‘乌盟话’等相对集中的‘方言岛’存在。而讲着同样的‘包头话’,也不尽相同。你会经常发现,在固阳县、九原区、达茂旗、土右旗这些地方,同样的一个东西,就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语音和词汇方面也不都一样,这都是‘走西口’过程中移民文化在语言民俗中的反映。换作中原地区,有长久发展历史,居民相对稳定的地方,语言的内部差异就非常小。”

◎民俗、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

民俗虽自民间诞生,但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社会治理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胡云晖介绍,过去的人们认知水平有限,在遇到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时就归因于“鬼神”,而统治者们也善于以这种超自然的“鬼神”来监督教化百姓,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依靠虚幻的鬼神来约束人民的行为。时间久了,就形成了具有严重迷信色彩的民俗现象。

“过去人们做事的时候,总感觉有上天在看着,怕天的惩罚;甚至不敢点灯,害怕灯神的见证与惩罚;老年人们常说做某件事‘不该了’,也是忌惮于某种约定俗成的人伦天理。虽没有具体的规则来惩戒,但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当代社会,随着科学的普及,法律制度的规范健全,民俗在当代社会中也逐渐从一种约束演变成文化习俗,但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

胡云晖表示:“民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民间制度,它一代代传承,为大众所认同,对于规范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古代的统治者用它来教化老百姓,让百姓心中有所敬畏和遵从,主动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功能。民俗活动与社会治理,并非矛盾对立的双方,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向而行,良性发展。”

胡云晖认为,把民俗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是传承和发扬民俗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在摈弃过去民俗传统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的基础上,应该把民俗文化中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搭建各种平台,为民俗文化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在繁荣社会文化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2023年春节期间,我市各旗县区、文化场所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不少市民直呼“年味”回来了。

“像东河区搞庙会、东达山搞民俗节日,交警、消防等部门做好安全保障基础上,一些非物质文化的手工艺人、特色小吃来摆摊,不仅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老百姓来逛逛看看也很高兴,人们常说‘逛会’‘赶会’,其实就是民俗活动和社会经济一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

在民俗的传承上,国家已出台各种政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倡弘扬民俗文化,近年来,我市各个地区也结合本地特色,开展了许多有益性的创新和尝试。

“土右旗近年来搞的‘金杏节’,其实过去就是美岱召的一个庙会,过去搞活动是唱戏、抬着庙里的‘金佛爷’转召游行,现在形式变了,搞演出、灯光秀、卖金杏,过去农民要自己跑出去卖杏,还愁卖不掉,现在人们找上门来买,不仅销路不愁,还带热了乡村旅游。”

在胡云晖看来,所谓为民俗活动搭建平台,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清明上河图”式的接地气、贴民心,要体现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之中。

“一个城市,除了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啥也看不到,让小摊小贩这些非常小的但非常有活力的特色平民经济销声匿迹,显然有待商榷。走到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几块钱买个小吃,买个儿童玩具,在小胡同里能听到磨剪子戗菜刀的市声,能随时随地满足老百姓非常平民化的消费需求,是一个城市应有的温情景象。在这一方面,民俗文化的东西,总是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民俗文化现象的丰富,只会为城市的靓丽增添色彩,加强管理和规范,做非常细致的工作,采取‘流’而不是‘堵’的方式,才是城市治理应有的姿态。”

传承民俗文化,也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续努力。

讲座当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直属小肩甲志愿服务团的孩子们与父母一起聆听那些早已在这一代孩子中间逐渐淡薄的民俗文化。

“今天学到了家乡包头独特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与我印象中所理解的民俗文化有些不一样,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不管是‘笼旺火’还是‘转九曲’‘踩高跷’,原来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来自幸福路小学的学生张晏绮说。

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直属小肩甲志愿服务团总辅导员赵丽娜表示:“民俗中蕴藏着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这种千年传承的文化精髓需要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传承下去,尤其需要从孩子做起。希望通过这样的民俗讲座,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家乡,认同自己的文化。接下来我们将与各文化场馆合作,举办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健康成长。”(记者 康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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