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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秀历史文化记取中涵养气概

□傅民

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候,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时间,文化热、国学热兴起,一股脑儿地涌在已然温饱无忧的人们面前,其间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个始步入中产的朋友,在席间大谈道学,并说过几天要请来一位三清山修道高人,我实在忍耐不住,问他:你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吗?他反问我:老子是谁?一日,一位离包、在外工作多年的朋友突然打电话,说他回包头了,并带来一位“易经”高人,想与我攀谈交流。我无法驳他的面子,就匆匆赶到了他们就餐的火锅店。“高人”身着道服,手持佛珠,讲的玄而又玄,我听的目瞪口呆、浑身冒冷汗。

我们的社会中隔几年就会冒出个“高人”“大神”式的人物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再假以伪国学、伪文化做幌子,欺骗性更巨。快餐式阅读、碎片化获取、蜻蜓点水式的感悟,已取代了很多人旧时的安静品读、沉静思考。浮躁何以得“道”?!“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成了墙上的书家装点,还有几人记得庄子“水静犹明,而况精神”的提醒。世界上不存在神秘莫测、不近人性人情的学问,除非有人故弄玄虚。《中庸》讲“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孟子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东郭子问道于庄子,庄子回答,道“无所不在”,东郭子追问“期而后可”(说具体些),庄子说“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禅宗六祖慧能在灶下八个月劈柴舂米,看似与禅无缘,其实这又何尝不是磨练心性的修行。阳明心学讲“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无“事上磨”,何来“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好的一句话叫“耕读传家”,将做事与读书相谐合,才是完美人格养成的正途正觉。

不是什么“佛系”“躺平”,不是什么口吐玄虚、故作神秘,也不是什么玩“串子”、服饰走秀,可以“坐而论道”,更需“起而立行”。钱穆先生讲“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2019年4月8日的《中国文化报》曾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守正创新中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文章,文章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与精髓……应该说,在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精准概括或提炼出这样的精神标识并不容易。”这话讲的很客观,滥觞于轴心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当其时,百家争鸣,学说林立,精神蓬勃,健康进取。这一具有奠基开创意义的“游士时期”(钱穆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精神给养。视域、襟怀、天资、经历、学识不同,每个人的理解和汲取也会不一样。该篇文章中,作者写到“但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一些既活在当下为人熟知,又源自原典带有本元意义的范畴或命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为进一步确立确定的精神标识提供一些启发。”于是,作者将“贵和”“重义”“民本”“日新”四方面做了分析,列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一个思索路径。

尤其要说说“和”,“和”不是无原则的你好我好的一团和气,不是人云亦云的同流不辨。该文写到“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主张,认为单一元素是没有办法成长、发展的,多种元素相成相济,才可以生发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世界。把许多不同的元素相成相济结合在一起,并使它们获得平衡,这才可以叫作‘和’。”与自然讲,就是“不与天争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与他人关系讲,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流”“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与别国关系讲,就是“和衷共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贵和”思想的当代体现。费孝通讲与他国他人的关系时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亦如是。

“和”不是不争,而是怎么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以上场比试箭法,但是也不影响场下饮酒畅叙,竞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和平竞争,我们今天叫和平崛起。这就是中国“礼”之美,“和”之美,不懂这些,断不识中华文化之精神所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研究历史,亦即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传统性,显出独特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情感、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项目与纲领。”

如果贵和、重义、民本、日新,抑或“中和位育”,都需要对人的教育约束、后天养成、主动作为,那么有些东西却是为人之天生俱备。孟子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犹如人之四体的四端之心,无此四端,非人也。这是底线,而非道德高线。还比如“孝”,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禽类兽类尚有此心,而况人类,这也是为人之底线。但一些人总是将底线类的东西视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顾其他,那势必会矮化、淡化、弱化我们的优秀文化精神因子。十三经中列有“孝经”,开篇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根本、底线,因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怎么才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不是只炫耀能为父母提供衣食,否则跟养犬马有什么分别,发由内心的尊敬才是根本。尊敬也不是盲从。《孝经》里讲,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这是什么话。过去天子有诤臣七人,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不失其家;士有诤友,才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父亲有诤子,就不会让自己陷于不义境地。遇到有违正义的事情,就要勇于谏诤,盲目地从父之令,这是愚孝呀。

将一些东西人为极端化,势必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并被人诟病。滥觞于东汉、元人编辑的《二十四孝图》中,有的孝子为给母亲治病,割掉身上的肉,有的孝子在严寒时节脱光衣服趴在冰面上试图暖化寒冰,捕获鲤鱼(卧冰求鲤)。在《度阴山讲中国史》一书中,作者写到“这些极端的展现孝的方式,让人不寒而栗、莫名其妙。整个东汉时代,想被举荐做官的人先是给母亲服三年丧,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服三年丧就没了竞争力,于是有人出奇制胜,服六年,甚至服九年。”“人的行为倘若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行为本身就失去意义,因为这已经是典型的知行不一。”“人们将与生俱来的道德感(谦让、孝顺)扭曲为竞争的目标和获取利禄的手段,伪君子开始多于真小人。”

《二十四孝图》里还有“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故事。一个叫老莱子的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总是装作婴儿态,“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喜欢在打水时,假装摔倒在地(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逗乐双亲。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讲此事时说“‘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一个叫郭巨的人,家中贫穷,他儿子三岁时,郭巨母亲“减食与之”,奶奶爱孙子、分食予之本属正常,但小郭却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对妻子说“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小郭看此情境,不是去想其他办法,而是和妻子商量要活埋了儿子。这故事的结局似为欢喜,小郭挖坑时,掘出一坛黄金。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鲁迅先生讲的幽默,看客却已胆战心惊。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习近平总书记讲“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舍小我、取大义,逐求精神至高境界,理当成为支撑数千年中华文明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流。先师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为一代代志士仁人逢临民族、国家危难时的决绝选择。

淳于髡想戏谑儒家,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是礼。淳于髡接着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你嫂子要是掉河溺水,你施以援手吗?言外之意说你拉她的手,就坏了你们儒家说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数)?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的回答充满“义”之血性,一扫一些人心目中所认为的儒家刻板、教条、拘谨的认识。曾去到过山东济宁、建于北宋时期的孟庙,立于院内数百年的苍松翠柏间,就想,昭示“自反(反思)而缩(正直),虽千万人吾往矣”勇气的亚圣,该是怎样的一位伟丈夫。

文天祥生于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江西庐陵,孩童时游于乡校,见到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杨万里等的祠像,慨然曰“没不俎豆(祭祀)其间,非夫也。”我死后,若不能于此间得到祭祀,不是丈夫。一二五六年,参加理宗皇帝亲自主持的集英殿廷试,其对策“法天不息”,一万余言,一挥而就。理宗帝翻阅此对策,大加赞赏,亲擢第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考官王应麟评价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文天祥为人中正不阿,曾五次被罢官职,但在国家存亡危难之际,毅然挺身而出,奋勇抗争。即使是当时的敌对方亦钦佩有加,感叹到“文丞相英才伟略,古今罕有,本朝将帅皆不可及。”被俘后,面对多方劝降,皆不应允。被俘前宋帝赵隰等亲赴狱中劝降,文天祥施以君臣之礼后,说:圣上请回,吾意已决。文天祥于狱中写就千古名篇《正气歌》。行刑之日,文天祥面南而坐,对行刑者说“吾事已毕。”从容就义。后在其衣袖中翻出了他写的“衣带诏”,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儒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这感天动地、确乎不可拔的正气绝唱。

在《文天祥诗集校笺》一书中,有对“正气歌”评价,“自从‘正气歌’诞生后,中国的正气精神、正气文化就大放异彩,从而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为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的革命先行者提供了舍生取义、勇毅无畏的精神给养。书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说“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在包头市东河区王若飞纪念馆,有这样的文字介绍:“在达德学校,王若飞学习刻苦。喜欢阅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尤喜《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句,遂改名王度,字若飞,表达了他少年时的情怀和理想。”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在讲授中国历史时,要注重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涵养气概、激励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告诫对于“娘娘腔”充斥、心为物役、信仰偏失、逐求所谓“流量”的当下人群尤值记取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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