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种重要元素，强调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十种重要元素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这些对中华文明、中国人心理养成产生重要影响的精神思想，主要源于儒家传统，是一代代儒家学人不断阐释并身体力行的精神指引，理应得到佑护并不断传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儒家的学说总是被不断污名甚至扭曲，这种情况的直接危害，就是混淆视听、以讹传讹，使许多未接触过儒家原典精神的人们不断生出误解，在散播手段空前便利化的当下，使那些优秀的儒家精神被辱损、矮化，甚至践入泥淖。

一

看到过一个转发达数十万的短视频，男性播主讲在澳大利亚，一个毒贩被抓，这个毒贩的女儿知情不举，受到初等法院的判刑。后官司打到高等法院，法官判女儿无罪，理由是社会应维护起码的人伦亲情，若鼓励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势必会造成广泛的社会不信任。然后这位播主说，若是在中国，这个女儿一定会被判刑，因中国传统鼓励大义灭亲，这是“最脏的（原话如此）”。

当时是一个很有些层次的朋友发给我的，我随即给这朋友回复，指出这个播主的谬误之处。《论语》“子路篇”记录有这样的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这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了。孔子这话，绝无鼓励偷盗的意思，在两权相较间，他更愿意维护基本的人伦亲情。家是国的根基，家庭的和睦是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基本盘，无论何种原因，家人间的互相告发、互无信任，都会对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之基造成侵蚀危害。“孝”可以是家庭和睦的粘合剂，但“孝”绝不是无原则的盲从、愚顺。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这是什么话。过去天子有诤臣七人，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不失其家；士有诤友，才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父亲有诤子，就不会让自己陷于不义境地。遇到有违正义的事情，就要勇于谏诤，盲目地从父之令，这是愚孝呀。”可以勇于谏诤，但是让一个儿子主动去有司告发父亲，这确实有违人伦常理。

从此，“亲亲相隐”成为儒家一脉人性温暖的源流并不断为后来承继。“同居相隐不为罪”是唐律的重要刑法原则。即同财共居之人及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互相容隐犯罪者，可以减免刑事责任。其具体规定，一是同居者和大功（直系亲属的一种丧服）以上亲属及部分近亲属相隐不负刑事责任；二是小功以下亲属相隐，减凡人三等论处；三是谋反、谋大逆、谋叛一类重大犯罪，不适用相隐之律。唐朝律例的这一原则是继承汉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并进一步完备化和制度化的产物。这个原则是儒家文化和道德建设被法律化的一种体现，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家庭稳定、社会和睦。从现代法律建设上说，它是充分尊重证人权利和尊严的表现。

唐以后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于律得相容隐的亲属皆不得令其为证。违反这一规定的官吏是会被治罪的，唐、宋杖八十，明、清杖五十。明时并规定原告不得指被告的子孙、弟、妻及奴婢为证，违者治罪。亲属既许容隐，反过来讲，子孙不但不为亲属匿罪，反而自动来告发，自非人子之道，而与容隐的立法精神相违背，所以历代的法律都严格制裁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的行为。《隋书·刑法志》记载：“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鞠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徒流之罪。”南京女子任提女拐骗人口，其罪当死，她的儿子景慈当庭指证其母行为。虞法官认为景慈的指证不符合儒家“有隐无犯”原则，其“直躬证父”是儒家反对的（仲尼为非）行为。景慈小伙平时对母亲的行为不作谏诤防范（素无防闲之道），至对簿公堂，却“陷亲极刑”，实在是“伤和损俗”。故处以景慈发配交州之徒流之刑。

2012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自1997年、15年后“刑诉法”的第二次重新修订，我当年曾为此写过一篇题为“免证特权是对人性基本价值的保护”短评，该短评最后一句写道“15年，中国文明进程的有力足步已被此次刑诉法大修所印证。”可又过去了十多年，怎么还有人不明事理的大放厥词！

二

其实不只此一例，对儒家的污损还有很多。也是一朋友发来的小视频，女播主讲，儒家所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套说法是让人做奴才。

孔子的确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话，但他是针对齐景公的听信谗言、任用奸佞、昏庸无能行为而言。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齐景公向孔子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说得好啊！假如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很多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要想弄清楚这话，就需要了解齐景公这个人和当时的背景。《晏子春秋》（晏婴，字平仲，卒于公元前556年，他死后五年，孔子出生，他也是孔子很推崇的人）记载有诸多晏子劝谏齐景公的事情和对话。“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子谏曰：‘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不闻听谗佞以诛赏。’今与左右相说颂也，曰：‘比死者勉为乐乎！吾安能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内宠之妾，迫夺于国，外宠之臣，矫夺于鄙，执法之吏，并荷百姓。民愁苦约病，而奸驱尤佚，隐情奄恶，蔽谄其上，故虽有至圣大贤，岂能胜若谗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灾伤也。臣闻古者之士，可与得之，不可与失之；可与进之，不可与退之。臣请逃之矣。遂鞭马而出。”

齐景公信赖重用谗谀奸佞之人，赏赐无功之人，惩罚无辜之人。受宠的妻妾、臣子强取豪夺，执法官吏盘剥欺压百姓，民怨极盛。晏子多次予以劝谏。但颟顸昏聩的齐景公却说：要等到死时才尽量欢乐吗！我怎么能为仁爱而生活得比罪犯还不如！晏子无奈，说，我听说古时候的读书人，能与之交往就能得到他们，不能与之交往就会失去他们；能与之交往他们就会进入仕途，不能与之交往他们就会退出官场。我请求逃离了。随即骑马逃出宫廷。后来齐景公还是派人将晏子追回，并表示认错道歉。但其实从后来看，听惯了谗言取媚、歌功颂德的齐景公还是一再故态重生。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针对齐景公而言，而非放之四海皆适用的广泛理论。读儒家原典，你会发现，孔子针对不同人的问政、问仁、问礼、问孝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这叫“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可以说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一个人的学识、经历、智商是不一样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面对所有不同的人，都要求给出统一答案，这是不负责任的懒政怠政惰政，不是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所为。

再说“三纲五常”，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点有什么不好吗？这是做人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吧，我们主要是做不到，望其项背而不得呀。“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当然不好，且不仅与现代文明相悖，即使放在古时，这也是束缚人性的东东。但是翻遍儒家原典的《论语》《孟子》等等，也没看见。前一阶段，因为讲课，又重新翻查，有人说此句出自《春秋繁露》，记忆里该书没有此句，重新翻遍，亦未见。后来查到这么个解释，《论语》“为政篇”“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矣。”何晏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这原来是东汉人马融说的。读书这事是个苦差事，当然如果源于兴趣，就可以心驰神往，以苦为乐。学习道家，当然要读《道德经》《庄子》，学习禅宗，当然要读《金刚经》《六祖坛经》，学习儒家，那一定要读《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否则只能相信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身陷一知半解、一叶障目，任意曲解、胡言乱语是一定的。儒家当然讲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间的“五伦”相处之道，但这是有次序和前提的，义务和责任是相互的。叫，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朋友有信。而绝不是谁盲目信奉服从谁。所以孔子在回答鲁定公提出的君臣如何相处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对我以礼相待，我才对你以忠相事。《论语》“先进篇”，孔子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止”是辞职不干之意。“宪问篇”：子路问如何事君，子日：“勿歁也，而犯之。”是说，不要对上级阳奉阴违、欺骗他，要直言进谏，哪怕触犯他。孟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讲的更直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当年朱元璋读到孟子此话，也包括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勃然大怒，要取消孟子的配享孔庙资格，但遭到刑部尚书钱唐等士子学人的舍命抵抗，钱唐言道“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皇帝对这些貌似柔弱知识分子的拚命精神颇为诧异，也碍于需要这些文化人传道治国之情状，虽然没砍他们的头，但删除了孟子原文中的这些“悖逆”言辞，重编《孟子节文》蒙数了事。

三

今天我们谈儒家学说，当然离不开孔子。但孔子也只是儒家传统的继承、整理、编撰、发扬者。所以孔子讲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篇”）。这个“古”是指的什么时候？孔子自己回答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篇）周朝社会根基是借鉴夏商两朝建立的，若论文采繁茂、制度完备，我要向周朝学习。周代的礼乐文明制度是周公建立的，再向上追溯，就离不开天下为公、“明德慎刑”、挚诚保民、尊贤禅让的尧舜二帝。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对儒家道统之流绪作了总结概括“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贤于尧舜者。”尧将天下为公、无偏倚私狭的“允执厥中”传于舜、舜传禹，然后如商汤、周文王、武王这样的仁君和皋陶、伊尹、傅说、周召二公这样的贤臣继承发扬，又经孔子开私学肇始广布乡野，道统之传方生生不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不为自己）”“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我们很少能从孔子的语录中读到如此不吝赞美之辞颂扬某人，尧舜禹为是。“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诸人”（《中庸》）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馋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者虽同现代人生活在一起，却能上考古代君子的言行。在现代社会的言行，能成为后世的楷模。正巧生不逢时，上面的人不取用他，下面的人不推举他，谗佞谄媚的人结伙陷害他，他却身可遭害，而志操不可动摇。虽处危境，举动行事终究要伸展自己的志向，仍将不忘百姓的疾苦，儒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就是这样的。《礼记》“儒行”篇里，对儒者的行事风范作了归纳总结，也彰显了儒者真正的精神风骨！“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志难夺，弃金玉、守忠信，怀天下、念苍生，士可杀、不可辱，这些铁骨铮铮的儒者精神成为后世贤良身临国家危亡、百姓倒悬时舍生取义、救民水火的信念之基。只要粗通些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寻得很多这样的事例。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近代以来的两方面错误认识进行了批驳：“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翻看此书，读读具体论述。

在此书中，钱穆先生讲“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创制立法，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钱穆公虽已过世多年，但他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人性探微索隐的深刻研究，仍给予我们诸多不容忽视的启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秀、仍然在当代能够给予我们思想启迪积极的因素，让它们成为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要对那些污损矮化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进行批驳，以免混淆视听，造成广泛的误解错乱！

这是责任，也是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