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宋江与子路、孔子

作者 / 傅民

通俗文艺由于符合一般民众的直接心理表达，能够带给人短暂忘却的精神快感，故容易得到较大传播。我们今天知道的通俗戏曲、白话小说与其他一些通俗的说唱文艺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大多起源于宋代。这“是和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宋代城市变成开放型的街巷式，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居民增多，社会安定，谋生较为容易，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首先考虑的便是文化娱乐”。（王元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陈汝衡先生在《宋代说书史》中罗列了北宋著名的说书艺人近二十人，南宋的一百二三十人。南宋高宗赵构就特别喜欢听“说话”（也就是今天的听“评书”），并时常召唤说通俗小说的艺人进宫表演。   

      

一

最早的“水浒”故事，就产生于宋代，当时只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六节，不过三四千字。经后来艺人们的不断增入，渐渐丰满。“《水浒传》作为长篇小说，是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宋江只是一股力量不甚强大，但是十分精悍的绿林好汉。”“他们勇敢的传奇经历，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江湖义气），使那些流落江湖，无依无靠，只是凭出卖技艺得以维持生存的艺人们为之神往”。“对于那些秉性‘忠义’，接受招安的‘侠盗’，不仅江湖艺人爱说，各个阶层的广大听众也都爱听。这里有心理上的原因，平庸的日常生活使人们渴求心灵上的冒险，以追求刺激；也有政治上的因素，痛恨北宋官军的软弱，不由自主地就要赞美他们的对立面剽悍的‘强盗’”（王元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以《水浒传》等为代表的通俗文艺作品，对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颇为深远。如果“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对一百多个梁山好汉的理解，却差距不会太大。在《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中，有一段戴宗对李逵的评价“真人不知，这李逵虽然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耿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这一画像，与绝大多数人心里的李逵记忆大致不差。

李逵的“敢勇当先”集中体现在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一章中。宋江浔阳楼上题下所谓“反诗”（他日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被收监问斩。在行刑当日法场，梁山好汉集聚抢人。“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哪）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直杀出城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少时读“水浒”，每及此段落，真有惊心动魄、血脉偾张之感，足见创作者的人物描写功力。我们当然不必用现代文明的理性价值去苛责数百年前的作者和痛斥李逵的暴行，因为我们从这段描写当中也看到了曾为基层组织出身的“村官”晁盖，其身上尚存的对理法秩序、人性良善的一丝敬畏。

《论语·季氏篇》曾讲：“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国人亦有俗语“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意思相近。年轻人，血气方刚，极易将一些施暴行为视为“义气”，如果不加识别克制，轻则伤及无辜，重则触法入刑。的确，人性的复杂，在李逵这厮身上的表现尤为丰富。《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一章中，讲李逵欲接老母亲上梁山享清福，半路遇到剪径劫道的、冒充其威名的假李逵李鬼。李鬼跪求李逵原谅，说自己家中尚有九十岁的老母奉养，于此劫道，实属无奈。书中写道：“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听得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佑我。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李逵不仅饶了他性命，还给了他十两银子。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没成想，“农夫与蛇”的故事再次发生，李鬼竟与其妻密谋，用麻药麻翻李逵，贪了其银两跑路。李逵隔墙听到了他二人对话，不禁怒从中来，入室杀了李鬼。又看到他家锅里“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就“拔了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扒些炭火来便烤，一面烧，一面吃。”这混杂着人性黑暗暴虐的描述，实在让人不忍卒读视见。

二

“忠恕”是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即指此“道”。朱熹解读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笔者深以为然。“尽己”是说，对信念、国家、群体、事业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甚至“舍生取义”，而绝不是后来一般人理解的只针对单个人的“尽己”。戴宗评价说李逵“不会阿谀于人，虽死其忠不改”，更容易被人简单理解为李逵只对宋江个人的“忠”。但其实，李逵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更有对自己价值认知的“忠诚”。《水浒传》第七十三回写道，李逵与燕青夜宿一大户人家，半夜听到这家人叹息啼哭，便起来问询。这家太公说，他家的女儿被强人夺走，领头的就是梁山宋江。李逵不假思索分辨，轻信此言，可以说是“一闻激高义，䀝裂肝胆横”，对老太公说“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这个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回到梁山，李逵不顾宋江的问候，“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大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大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了？”“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众人纷纷拦阻。李逵又说“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牲）！你做的这等好事！”从这段描述来看，在“大哥”实体与“道义”精神间，他选择了与后者站在一起：同情弱势无辜，憎恶强权霸凌。或许正是这些对复杂人性中的非“脸谱化”“程式化”的良善道义挖掘，使这部通俗文学始终立于“不流俗”的经典之列，并因此入列“四大名著”的原因之一吧。

三

虽然强抢刘太公之女一事，是被贼人冒宋江等梁山好汉之名所为，但宋江当时一再向鲁莽的李逵作解释一幕，就突然让笔者想到了孔子与子路。《论语》“雍也”篇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行为不端、时人厌之。而孔子竟然去见这样的妇人，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发誓对子路说，我如果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就让上天来谴责我。一个是小弟对大哥、一个是学生对老师，一个是持斧相向、一个是“不悦”于形，虽相距千余年，二者对价值坚守的表现却如此相似。这是不是就是孔子倡导的“当仁，不让于师（老师）”（《论语》“卫灵公”篇）呢！

李逵杀李鬼，背负老母，越沂岭返程。途中，老母口渴，李逵放下老母暂息。取水返回，却发现老母已被猛虎所食。黑旋风怒杀大小四虎。“众猎户齐叫道‘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李存孝是唐末五代晋王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之一，勇猛非常。而子路正是孔子的弟子，且是孔子格外喜欢的弟子。从《水浒传》这段记叙看，起码至明代，一般民众还是识得子路其人，并将其列入勇士之围。

  有人统计，子路出现于《论语》这册经典薄书里有四十余次。“子路杀虎”故事最早见于南朝梁人笔记小说，大致经过也是孔子于途中口渴让子路取水，在取水途中，子路与虎搏斗并杀之。回来后，颇为炫耀的向老师讲此事。孔子用“上士用笔、中士使舌、下士怀石”来对子路予以息武止暴的精神启示。

 有一个成语叫“暴虎冯河”，虽最早出于《诗经》，但更多人是从《论语》里知道此词语。《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警示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暴虎”是空手搏虎、“冯河”是不假舟楫、徒步渡河，都是只凭血性勇气的危险逞能行为。孔子告诉子路，我是不会与这样莽撞的人为伍的，还是要“临事而惧”，多动动脑子（好谋而成）的好。

《论语》“公冶长”篇中，有两则记叙颇能显现子路其人的性格和孔子对子路的“爱之深、责之切”（这一点很像宋江对李逵的态度）。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得不到认可，我就只能乘着木筏子去海上了，到那个时候，恐怕只有仲由（字子路、季路）跟随我了。子路一听又高兴起来，老师却适时给他泼一盆凉水，说，你的好勇逞武之能是超过我了，也仅仅如此。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让侍立两侧的学生颜渊、子路各自说说他们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意将自己的车马、好的衣服都跟朋友们共享，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不会炫耀自己的长处，也不会表白自己的功劳。两人关于志向的回答真是显示他们各自的性格，一个是“利不独谋”的豪爽义气，一个是“低水下流”的谦恭内敛。最“出格”的是，子路竟反问老师，那老师，你的志向是什么。看看，子路的质朴本真、勇气冲动，无处不在。这是不是今天我们教育缺失的和孔子喜欢子路的最大原因呢？！

四

李逵死于被毒杀，愚蠢惨痛、稀里糊涂。子路在两军混战中，为紧束被砍断的帽缨，践行“君子死，冠不免”的礼制节操，被乱刀砍为肉酱（史称“醢死”）。孔子知道后，痛哭不止，倒掉肉酱（覆醢），从此不食。并于子路死后次年而亡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