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是读懂作品、读懂时代、读懂人间的钥匙。
本期我们放眼文学、民乐、影视多元文艺场域：回望本土文学一脉相传的坚守，解读传统民乐破圈新生的密码，思辨现实影视作品承载的人情冷暖与时代症结。拒绝碎片化解读，摒弃情绪化评判，以理性、深刻、真诚的文字，评析文艺作品，梳理文化脉络，探寻新时代文艺独有的价值力量。
——策划 姬卉春
作者／刘清成
在包头这片热土上，有一种文学回响穿越67载光阴，从1959年《钢城火花》的微光，到《包头文艺》的深耕，再到1980年定名《鹿鸣》，一路呦呦鸣唱，走到了第600期的重要时刻。
600期，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页页泛黄纸张的温度，是一代代文人的坚守，是包头文学扎根草原、向阳生长的鲜活见证。
初次与《鹿鸣》相遇，是在20世纪80年代高中校园的图书室里，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摆放着《鹿鸣》的书架上，油墨的清香混着纸张的温润，让人忍不住驻足翻看。翻阅封面才知道是包头本土刊物，那期正好连载包头作家李瑞的长篇小说《有罪的遗产》（后拍成电影《蜜月阴谋》），写的是包头老公安人员破案的故事。主人公叫刘志远，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一口气读了好多期，并开始每个月都期待图书室那本薄薄的刊物。那时不懂何为文学殿堂，只觉得杂志里的文字格外亲切——阴山的苍茫、黄河的蜿蜒、包钢的炉火、东河区市井的烟火，字字句句都透着包头人的赤诚与热爱。从那时起，《鹿鸣》便像一位知心的老友，悄悄走进我的生活，陪伴我走过青涩岁月。
参加工作以后，我从事厂报编辑工作，与《鹿鸣》编辑部渐渐有了来往，才知晓了这本刊物不寻常的历程。1959年，它以《钢城火花》之名诞生，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刊名，点燃了塞外钢城的文学星火。后更名为《包头文艺》，再到1980年定名为《鹿鸣》，取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寓意着文学的共鸣与滋养。在不少读者心中，它曾与《花溪》《青春》等刊物并称为青年文学期刊“四小名旦”。贾平凹、海子等名家的早期作品曾在此刊发，让包头的文学声音传遍全国。
20世纪90年代，包头文联和《鹿鸣》编辑部都设在钢铁大街金融大厦里，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经常相约去拜访。在小小的编辑部和楼道里，我们时常可以见到当时的包头文化名人，许淇、于富、戈锋、李野、李仰南、王炬、柳陆等。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我们的文化视野大为开阔，从他们的作品里感受时代的浪漫和文学的魅力。有一段时间单位领导“砍”了许多报刊，我们据理力争，保留了《鹿鸣》的订阅。那些年包头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鹿鸣》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曾经的厂报编辑，我深深知道600期是无数人的默默坚守。一代代编辑伏案深耕，在浩繁来稿中甄选佳作，打磨文字；一代代作家笔耕不辍，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诉诸笔端；一代代读者默默陪伴，在文字中寻找共鸣、汲取力量。从铅字排版到电子编辑，从纸质刊物到线上传播，时代在变，《鹿鸣》扎根本土、滋养新人的初心从未改变。它始终坚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开设“青春写作”“阴山下”等栏目，发掘扶持本土文学新人，让无数文学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
进入新世纪后，《鹿鸣》走过一段步履维艰的岁月。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各类猎奇报刊遍地开花，全国许多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生存也成了问题。我们都替《鹿鸣》担心，但它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像极了山涧峭壁上的小花，任凭岁月变迁、风吹雨打依然绽蕊吐芳。
不知不觉与《鹿鸣》已相识40余年，我是《鹿鸣》成长的见证者，《鹿鸣》是我心灵的栖息地。在那些浮躁的年月，失意时，读一篇散文，看文字里的坚韧与温暖，便觉前路可期；闲暇时，品一首诗歌，赏字里行间的草原风情，内心便归于平静。它记录着包头的发展变迁，承载着包头人的情感记忆，每一期都藏着这座城市的芳华与诗意、坚守与热爱。
如今，翻阅《鹿鸣》，如同与故人品茗叙旧，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文学初心。纸张虽薄，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字朴实，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力量。从《钢城火花》到《鹿鸣》，从第1期到第600期，《鹿鸣》早已成为包头的文化名片，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坐拥书城修心性，一卷书香慰流年。”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逛包头文学馆，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细细品味跨越千年的包头文脉。我总觉得，千年包头文脉，恰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意遥相呼应，构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暗合。文学馆内的《鹿鸣》专栏，让人心怀赤诚、静心品读，与文字对话、与文脉交融、与城市共情。读懂它，便能读懂包头文学，读懂这座城市的人文过往。
作者／肖洋
《门第》《婆婆来了》两部国产婚恋伦理剧开播已近二十年，热度经久不衰。持续引发共鸣的根源，在于作品直面现实，精准捕捉当代婚恋尖锐的核心矛盾：门第差距与阶层认知鸿沟。
人物之间的冲突，表层是生活习惯相悖、家庭理念对立，本质是不同原生家庭培育出的价值观激烈碰撞。身处家境落差大的环境之中，很多人以敏感和倔强筑起一道“自尊围墙”，抵御自卑、抗拒轻视、维护体面。这层心理屏障，使得婚姻里持续拉扯、精神内耗不断上演，淋漓尽致展现出现实婚恋极具代表性的生存困境。
——《门第》：恩情捆绑下的病态自尊与虚假傲骨
《门第》的故事始于一场恩情定下的娃娃亲，救命之恩化作无形枷锁，开启一场自尊与自私的长久博弈。家境优越、夫妻供职于体制内的罗家，常年背负亏欠何家的心理负担，从小向罗小贝灌输“我们亏欠何家”的想法。
挣扎在底层的何家陷入精神撕裂状态，时常拿旧恩实施道德绑架，将罗家释放的善意视作施舍与羞辱。何母疲于生计，忽视子女教育，断送两个孩子求学机会；心生不甘的她大闹罗小贝升学宴，拿多年前的婚约向罗一成施压，想要弥补心中缺憾。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两个悲剧人物：不断妥协、向下牺牲的罗小贝，自卑敏感、情绪不稳的何春生。
二人婚姻走向破裂，根源清晰可见。其一，何家根深蒂固的病态自尊造成沟通壁垒，双方难以平等对话。面对罗家的好意，何春生第一反应便是遭到轻视，却不愿努力提升自我，争执时习惯抬杠、使用语言暴力。这种处世方式承袭自何母，她遇事冲动极端，深刻影响了何春生与兄长何秋生。其二，何家浓厚的父权思想难以消解。从何母的对话中可以判断，即便何父离世，家中依旧存在深重的父权压制。她曾坦言，丈夫在世时，男人不上桌，女人便不能动筷，更无法接受男人下厨，男女平等在这个家庭难以落地。
剧集结局设计了带有妥协意味的大团圆，迎合了大众对圆满叙事的期待。但温情和解的表象之下，并未解决这段失衡关系的核心痛点：不对等的情感付出、无底线的索取，依靠罗小贝持续牺牲自我来抹平矛盾，恰恰讽刺了这种失衡、有毒的亲密关系。
——《婆婆来了》：愚孝为盾，藏着家族依附与情感勒索
如果说《门第》的悲剧源自失衡的自尊，《婆婆来了》则揭开跨阶层婚恋的另一重残酷现实：部分男性以愚孝作为借口，纵容整个家族依附索取，无休止地实施情感勒索。
女主何琳是备受宠爱的北京独生女，对世界满怀善意。陷入恋爱脑的她倾心于通过苦读走出乡村的王传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成婚。婚后，王传志毫无底线的愚孝，让王家亲戚持续侵入二人的小家庭。风波接连爆发：大伯子托何琳谋职却得罪领导，嫂子意外流产，小姑子欠债引来债主上门，婆婆频繁争吵发难，各类矛盾接连不断，将何琳拖入重重困境。
男主身上充满强烈割裂感：寒窗苦读落户北京，一心想要摆脱贫困，却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时常诉说家乡不易，可他的家人不乏好逸恶劳、精于算计之人。何琳无疑是这段婚姻最大的受害者，但悲剧亦有自身诱因：婚姻危机源于她婚前一意孤行。可惜她身上的任性，没有成为守护边界、隔绝无休止侵扰的底气，反而不断伤害至亲，父母与小姨始终在为她的选择善后。
《门第》与《婆婆来了》，清晰剖开了下嫁与单方面牺牲式婚姻潜藏的裂痕：恩情捆绑催生病态自尊，无底线愚孝掩盖宗族索取与情感勒索。悬殊家境带来难以弥合的认知鸿沟，单方面持续退让，只会不断消耗自我。当下少子化趋势显现，恐婚群体不断增多，各类情感骗局层出不穷，大众婚恋观愈发趋于理性。所谓门当户对，早已不是陈旧的封建枷锁，而是成长经历、价值观念、认知视野的契合。
经营亲密关系，首要前提永远是彼此尊重。择偶应当看重人本身的品性德行，不能仅仅沉溺于一时的偏爱与温情。一段能够长久安稳的婚姻，离不开双向奔赴、相互体谅、对等付出。唯有两个人彼此珍惜、双向支撑，才能应对生活里层出不穷的矛盾与考验。
作者／张常胜
当赵骏那一声带着粗粝质感的“我的尕连手”唱腔在短视频平台响起时，无数国人的听觉神经被精准击中了。这首脱胎于甘肃临夏花儿的《尕连手》，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凭借那股“酥麻、俏皮、可爱”的土味，在流行音乐泛滥的当下杀出重围。它的爆红，不仅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段兴华“用新杯子装老酒”的一次成功实验，更是一场关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深刻印证。
当我们将其置于内蒙古漫瀚调、陕西信天游与东北二人转的广阔民间音乐版图中审视，会发现这种融合多地域与多民族元素的音乐现象，正是中国民间艺术破壁出圈、走向大众、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尕连手》最动人的艺术特质，在于它精准地承袭了西北民歌共有的美学底色——用最苍劲嘹亮的嗓音，唱最质朴真实的生活与情感。这一审美逻辑，与陕北信天游一脉相承。信天游扎根黄土高原，曲调高亢悠长、自由辽阔，是黄土沟壑间最赤诚的呐喊，它惯以比兴寄情、托物言志，把人间悲欢、岁月风霜唱得坦荡又深沉。而《尕连手》中那句“你把我康子冰透”，唱出的不是软绵绵的乞求，而是一种“冰透就冰透，日子照过”的飒爽。这种特质同样流淌在内蒙古的漫瀚调艺术中。漫瀚调作为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既有蒙古族音乐的辽阔，又有汉族说唱的俚俗，其情感表达同样是直白、粗犷且极具生命力。可以说，《尕连手》的走红，是因为它唤醒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游牧农耕文明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在那片贫瘠而厚重的土地上，民歌从来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普通人抚平苦难、支撑生活、安放情绪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信天游提供的是“豪迈”的骨架，那么《尕连手》中那令人上头的“酥麻”与“俏皮”，则与东北二人转的喜剧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东北二人转讲究“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其最大特点在于强烈的互动性与即兴发挥，靠的是语言上的俏皮梗和表演上的“浪”。而《尕连手》中的方言词汇“尕连手”“康子”，以及那句魔性的“啪啦啦啦啦啦啦的抖”，功能等同于二人转中的衬词衬腔。它并不承载主要叙事，却通过语音本身的韵律感，制造出一种沉浸式的情绪氛围。段兴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像传统非遗保护那样把花儿做成标本，而是提取了花儿曲令中的颤音与滑音基因，将其置入现代律动极强的编曲中。这种非遗的“转基因”实验，与HAYA（哈雅）乐团将马头琴、呼麦融入爵士乐，安达组合让《江格尔》史诗呈现出摇滚律动的做法如出一辙。
《尕连手》的爆火，也撕掉了一个陈旧标签，西北文化不等于“土、穷、干旱”。当西北网友在评论区热情地为外地人翻译“尕”与“连手”的含义时，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传播，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集体破冰。这种自信，同样存在于安达组合让蒙古族长调响彻北美剧场的时刻。
事实证明，无论是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漫瀚调、东北的二人转，还是甘肃的花儿，这些看似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本身就具备世界音乐的特质——它们根植于最原始的人类情感，且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尕连手》的成功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将其供奉于神坛，而是用这个时代的“杯子”，装上那壶陈酿的老酒。
当旋律响起，即便听不懂方言，那股子荒凉中透着韧劲、心碎中带着洒脱的生命力依然能跨越山海，让天南海北的人们心怡神悦，感到“得劲儿”。
同时，作品灵动洒脱的韵律气质，亦有网络原创说唱的新潮质感。新旧碰撞、地域交融、民族与流行嫁接，这样的跨界融合，既是当下民间音乐活化传承的鲜活路径，也是中国民间音乐扎根本土、突破壁垒、阔步走向世界的必然方向。
（责任编辑：吴存德；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胡佳乐；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