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韩长青：1936年12月出生，吉林人。卷1955—195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1956—1962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学习。1962年分配来二○二厂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第三研究室主任等职。

1956年，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茫茫的原野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偶尔可见几只小鸟飞起落下。原野上，一条灰黑色的铁道像匍匐的巨蜂爬向远方，前面望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铁路线上，一列由中国开往列宁格勒的国际列车正缓缓行进，车厢里坐满了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车厢中部紧挨车窗的座位上，一位高鼻梁、大眼睛的男生正望着窗外的秋景，陷入沉思之中。他就是韩长青，来自吉林，也是由国家选派到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学习的。远离祖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新生活的憧憬。

在异国他乡的学习是紧张的、忙碌的，还没顾上仔细浏览一下异国风情，六年光阴就在不知不觉中滑过。1962年，韩长青学成回国，来到二○二厂，一干就是30多年。

记者：

您早期留学苏联，1962年回国后就一直在二○二厂工作，请您把那段历史给我们说说。

韩长青：

我是1955年在吉林省实验中学毕业。实验中学是吉林省的重点中学。毕业考大学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是干啥，学校找我们一帮人，又检查身体，又政审。考试的时候，又给我们单弄一个考场，考完回家等通知。后来通知书来了，一看是北京市俄语学院，底下是留苏预备部这么几个字。

在北京俄语学院念了一年，这一年学两门课，一个是联共党史，一个是俄语。俄语老师就是苏联专家的夫人，学校把她聘为俄语老师。因为到苏联去有联共党史这个预备课，怕你俄语不好跟不上，先用中文的内容了解一下，起码知道内容吧，到苏联去能减轻一点负担。我们那一批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挑的，以前到苏联留学一般都是从大学生里选拔的，因为他们专业课学过了一段，去了以后在语言关没过之前起码跟得上吧。后来，根据他们的经验，说高中毕业生去问题也不大，课程也不太难，而且那时一下子从大学挑那么多人也不太容易，就决定从高中毕业生中多选。我不知道全国选没选，反正我们那批去苏联列宁格勒一列火车就拉过去3000多人，整个一列车全是去列宁格勒的。我们走的时候，分配专业以及去了以后到哪个城市学啥，都是挨着个儿一个一个叫到屋里头告诉的，也不说，用纸写的，互相之间也不准随便说，我们回去以后也不敢说啥，互相之间就问你那专业几个字呀。

记者：

这些专业都是保密的？

韩长青：

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说。我的专业是同位素性质及同位素分离。我们学同位素分离专业的一共7个人，有个叫苏茂之的，现在在烟台，当时分配就让我们俩跟苏联同学一个班，按他们说的好像我们俩俄语水平比较好，分到苏联班去看看怎么样。剩下那5个人还有其他几个中国学员，像半导体、电子专业，俄语不太行的，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生班，苏联老师给讲课，回去再找在那儿留学的清华大学进修教师给补补课，等过一两年能跟上了，就逐步分到不同的班里去。

在北京分班的时候，就按俄语成绩分班，像我分到66班，数字排列越高的班，学生的俄语水平就越高，越低的班几乎就没学过俄语，反正层次不一样。我和苏茂之头一年去，也是有点跟不上，理科比较好学一点，话虽听不懂，但是有一些式子写上，回去再看看书，就基本能跟上。文科就不行了，你像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上课老师在黑板上也不写啥，上去就讲，“哇哇”一讲到底，能听懂几个单词就不错了，回去全凭看中文书，大家都自己想办法学。

记者：

过俄语关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吧？

韩长青（后排中）与苏联老师

韩长青：

三年以后就基本过语言关了，日常生活用语、上街这些语言学得都快，就是专业用语学得很慢。有些老师也不是纯俄语，有些是地方话，说话口音也是不一样，大舌头小卷，听不太清楚嘟噜些啥，那几年很困难的。

三年以后基本就行了。后来中苏关系就不好了，到毕业实习的时候，他们不让我们去真正专业对口的地方实习，有的就分配到农学院，学习怎么种地，种什么庄稼吸收放射性东西快，就是这种性质的，跟咱们学的专业就不沾边。我分到一个研究所，测放射性的盖克计数器，给专家学者打打下手。回来之后，毕业论文的题目也跟自己学的沾不上边。后两年专业课就基本上学不到啥东西了。后来咱们就要求提前回国，那会儿咱们国家怕影响中苏关系，意思是你们坚持吧，能坚持到啥程度就坚持到啥程度，后来我们提前半年把毕业论文答辩好，就回来了。

记者：

留苏时你们的学制是几年，您上的六年？

韩长青：

六年，我学了五年半多一点。本来应该到夏季毕业，我们4月份就回来了。

记者：

六年学制也不按研究生待遇。

韩长青：

我们的待遇就是给你一个物理工程师称号，学位就是硕士学位。我上学的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跟咱们清华大学是对口院校，咱们清华大学的一些教师进修、学术交流，都去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他那学校招生都得是各中学毕业的尖子学生才有资格往那儿考，学习质量挺高的。

韩长青（后排右二）在俄语学院学习

记者：

您毕业的时候是1962年还是1961年？

韩长青：

我是1962年4月份回来的，在北京先学习一段，又到高校农场劳动，然后等待分配。5月1日来到二○二厂报到。

记者：

您那时也不知道来包头是干啥，告诉您到二○二厂工作是干啥了吗？

韩长青：

我本来是学同位素分离的，结果给我分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去了，不知道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去搞啥。去了一问，他说你是学啥专业的，我跟他一说，他说你这个专业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那可能专业不太对。他说你不是学半导体专业的，我说不是。他说你学同位素分离，我们这有锆铪分离的，你行不行，我说我是学同位素分离，锆铪分离是属于元素分离，那就更没问题了。他说那你就来吧，我说去就去吧，我就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报到了。当时聂荣臻管这事，结果他又审批了一下，觉得这些人分配有点散，他又提出一个方针集中使用，配套成龙，所以重新调整，我们就得等着。

最后可能是刘允斌到北京去了，他听说留苏学同位素分离的7个人回来了，他就说要把我们要到二○二厂去。后来怎么要的咱就不知道了。当然我就首当其冲了，因为专业不对口，就要我呗。其他几个人因为专业对口，有的分到高校，有的不放，反正没要来，就要了我们4个人，来二○二厂了。来二○二厂时，到二机部里报到，人家也没说到哪去，让我们先回家探亲。后来到部里报到才告诉我们，说你们去一个新兴的大城市。我们问什么城市，说你别管了。后来拿到火车票一看是包头。那时都讲毕业服从分配，来就来吧。那时候部里说，苏联专家撤走了，你们去的那个新兴大城市里有一个中国专家。来二○二厂才知道，这个专家就是刘允斌。跟刘允斌见面以后，他说你来吧，反正什么工作都没人，随你们几个挑，你们愿意干啥就干啥。来了苏茂之、李建邦、聂品我们四个，有一个愿意搞分析，剩下我们这三个愿意搞工艺，在刘允斌手下又干了几年。

记者：

都在轻材料这条线上？

韩长青：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二○二厂还有什么轻材料、重材料。那时土建刚开始，大厂房刚建立，里面空空的，啥也没有。那时的任务就是接着苏联专家的工作搞初步设计，苏联专家撤走了，但是初步设计没给留，就留下几片纸，好像就是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还留下几台设备，让我们验证他们给的这些数据是不是真的，另外还要验证这些设备是不是真的，到底给的东西是啥玩意儿。所以我当时搞工艺就在理论计算组，就是通过计算，验证它这些初步设计的工艺参数是不是正确的，拿出的产品是不是对的。

在我们没来之前，刘允斌从北京四○一研究所带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周修铭的，数学比较好，前期工作他已经做了一些。我们来了以后，我和李建邦、苏茂之就跟着周修铭，还有一个聂品，我们五个人，开始计算、验证这些数据。那时也没有什么计算工具，就一个计算尺、算盘，那时纸都很困难，现在都看不着那种纸，就像马粪纸似的，还带窟窿，精薄的，钢笔一上去就洇，根本不能用钢笔。就用铅笔，为了节约，用橡皮擦了再写，实在不能用了，还得交上去。领纸时都卡着号，发几张，不管你纸怎么废，用完后你都得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统一销毁。你领回多少张，到时交回多少张。所有的专业书、笔记本都不能拿到工人村来，只能在厂区用。那时候计算使用的纸就是用铅笔橡皮蹭，计算时用算盘、计算尺，后来有几台手摇的计算器，再后来从德国进口了几台电动的，它能自动走，能移位，它属于机械的，老卡机出毛病，得专门配一个维修员。弄了4台，这台坏了拿去修，那两台再拿过来用，紧着修，紧着用。

韩长青（二排右二）在苏联留学

当年全国只有原子能研究所有一台英文的电子管计算机，计算机厂房很大，都是电子管的，那时全国用那一台。只要上那儿用计算机，都得提前一年上报审批，每年批几分钟就了不得了，十几分钟就难了。所以我们就挂在北京四○一研究所，他们那儿有个计算组，就以他们的名义用上几分钟，上那儿去计算。咱们这儿专门配了一个人，从兰州调来一个搞计算学数学的，兰州大学教师，他排程序在四○一等，上去就几分钟，到时间就下来，很紧张。就他能上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每年给咱们排点时间，在那儿算，在家这些人就是用手摇计算器。

记者：

听说后来在三室你们搞了个数学模型，在全国也是挺先进的。

韩长青：

咱们那时候就是用串级理论搞同位素分离，咱们的科研成果那时候不让说，一个保密就不知道保哪去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人家搞稀土分离用这个理论还获奖了，其实咱们早就用这个理论了。我们在苏联学那个铀235扩散，就是这个串级理论、这个计算法。我在学校一个学铀235扩散，再一个就是学核电站这套系统。

记者：

你们这个组当时是力量最强的了？

韩长青：

最强不最强就不知道了，反正四○四也有个理论计算组，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个叫王承书的，也是搞数学模型。这个东西，你要是没有数学模型你就不知道咋算，那个数学模型还没有一个解析马上就解出来，就得用数字解，非得把很大的方程变成一点一点往下拆，加减乘除，变成四则运算，很烦琐，很费工夫。你要最后分解出来也就无所谓了，就是加减乘除，很简单，就是计算量大。

记者：

后来和李妙秀等人，你们一块儿写了一本锂同位素生产手册的书？

韩长青：

那是后来让写书他们编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开发行了，反正我们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手一册，后来也不保密了。反正我们干的工作一开始就是干这点，后来通过计算完了以后，证明苏联给的数据是对的，咱们都跟他对上了，基本不差。然后根据工艺流程检查设备，一个也不少，全到了，就是人家真给了，所以才决定赶快上。咱们曾派了一批工人去苏联实习，咱们这是垂直塔，当时苏联是水平的，有一定的倾斜度，后来咱们就发现他们给咱们的设计真是苏联最先进的。根据查外文资料，估计苏联这套设备也是苏联中型试验室规模的。设备调试的时候还是比较顺的，一步一步试，先试电解槽，慢慢操作，慢慢熟练，一试验还行，最后投产，一次就顺利下来了。一次成功，拿出了东西。

记者：

咱厂那个第三研究室主要是为了和三车间生产线配套。

韩长青：

对。后来清华大学、什么大学的就来了不少人，咱们原来有个小型中型试验室，因为生产上得太快了，又很顺利，设备一装起来就生产试车，可三室这个小试验塔还没整起来。后来因为这个，三车间主任蒋述善、王世明他们还跟刘允斌争了一阵。刘允斌的意思就是保守一点，等一等小试验，比较有把握了生产再上，他们讲我们生产都准备好了，我们上也不妨碍你。反正试验是保证设备不受损害吧，因为电解槽就那么一套，一旦坏了就真的没法生产了。电解槽距离很短，阳极和阴极很短，中间就十米长电解槽，倾斜度也很低，一米宽的平面，薄薄的一层水银往下流，要是水银流不下来，一鼓起来很薄的阳极一下就短路了，电解槽就烧坏了。所以那时候也挺害怕的，在保证设备不损害的情况下就开始试。除了理化性质的试验很不顺，汞氢的性质、汞氢分解的速度都很顺，除了为作这个理化实验提供参数外，小型实验室基本没太用上，生产也就上去了。

记者：

那会儿说小型试验、中型试验，然后再投入正式的工业生产。蒋述善和刘允斌的意见不太一致？

韩长青：

后来刘允斌也没太坚持，反正车间已经准备好，你让人家等你不就耽误时间了。

记者：

最后也是投料一试车成功了。

韩长青：

成功了，因为一转起来就挺稳，虽然出些事故也没太影响，产品出来以后到北京一分析，合格了，大伙也挺高兴的。

记者：

这个蒋述善也是个知识分子，他哪儿毕业的？

韩长青：

是啊。他我就不太清楚了，从哪儿调来的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

王世明不是大学生？

韩长青：

王世明不是。反正三车间是挺顺利的。

记者：

三车间、三室这条轻材料生产线当时在全厂密级最高，挑的人据说也是优中选优的？学习也好，政审也是根正苗红的？

韩长青：

全厂单位不都是那样嘛。哪个单位不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哪个单位老工人都是技术拔尖的，干活真是认真负责。不管是技术干部啥的，都是骨干。

记者：

你们来时咱们厂的生活条件跟列宁格勒比怎么样？

韩长青：

那不能比。包头风沙那么大，窗户缝都用纸条糊得严严实实也不行，一刮风，沙土都呼呼地进来了，窗台上一层土，被子上全是土。穿大衣去上班得蒙着耳朵，回来后衣服兜里是土，鼻子耳朵一抠都是土。上班也没自行车，到厂区这么远，来回上下班就徒步走，要是厂区出事了，这边电话一过来，撒丫子就往厂区跑。过去厂区有个学大庆展览馆，那个展览馆修了个食堂，我们就在那儿吃饭，饭也是吃不饱。说起来都可笑，每天都最后去，因为车间里有几个去帮厨的，都认识，想最后去多吃点，多打点菜，反正总想多吃点。那时候粮票也是挺紧张的，也不敢多吃，也得控制。那时生活困难，肚里没油水，那窝头一次能吃五六个，也不知道咋吃进去的。我吃完饭了，窝头也吃了不少，那儿不是有卖西红柿的吗，拿网兜装上三四斤，在水里一涮，从食堂出来没走到火车道，西红柿就吃光了。星期日就上周围的小村，就去老百姓家买只鸡，咱们厂最好的就是土豆了，就用洗脸盆插上两个电极，把鸡往里一整，咕嘟咕嘟，把土豆都咕嘟面了，鸡也不烂，这就算改善生活吧。我那屋是住了6个人，上下床，给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待遇就是每人配备一个床头灯，往床头上一卡。

记者：

在苏联的时候那边的气候很好，生活条件都可以。

韩长青：

中国的生活水平没法比。六几年咱们困难时期，我母亲有病，我请事假，从列宁格勒回国探亲，一过国境到满洲里，我的心马上就下来了。人家苏联小孩儿天真烂漫，穿得那么好在那儿玩，真是阳光少年。你再看咱们的小孩儿，穿得灰不溜秋，肩上背一大堆柴火，吭哧吭哧往家背。一看中国小孩跟苏联小孩差距那么大，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咱们正是困难时期，咱们的水平跟人家赶不上。人家一放暑假就出去旅游，咱们国家那时候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在苏联每个人家差不多都有一辆小汽车，每家差不多都有别墅。

记者：

你们出国就是坐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的，也是经过赤塔？

韩长青：

去那地方必须经过赤塔。我们出国那阵，待遇都很高，每人两大箱子衣服，从棉大衣到夹大衣到风衣一大套，然后就是西服每人两套，皮鞋都是统一的，基本上6年的东西全给准备好了。

记者：

都是学校直接给发了？

韩长青：

直接给发了，都是量身定做的。那时候一个留学生得花好多钱，都是国家给花的。

记者：

那时候留学肯定特高兴吧，真有一种自豪感。

韩长青：

那时候小，也没想到自豪啥的。那时候啥也不用自己想，反正是公派的，选着你了，啥事也不用愁，指哪儿去哪儿，省心，啥事也不想，去了就学习。

记者：

回国以后就去三室，那时候三室主任就是刘允斌，没有副主任？

韩长青：

有，程志翔嘛。后来李妙秀她们都过去了，都在三室。刘允斌把一些在别的地方干得很好的非党人士招到咱厂来，这些人在原来的地方都不吃香，他们自己也不如意，刘允斌就把他们选到咱们这儿来，这些人来后干得都不错。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他的一条“罪状”，说他搞什么“党外俱乐部”。

记者：

当时三室有个理论计算组，还有化工试验组，分了好几个组。

韩长青：

在三车间那阵也没太怎么分，有任务就按任务分了，谁干啥谁搞啥。三室后来他们分得比较细了，那我就不太清楚了。等我后来去三室就搞315，就是用P507萃取那个体系了。

记者：

你在三车间生产线上也待过一段？

韩长青：

我基本上在三车间。三室不是用P507萃取法分离同位素嘛，那时候就想要找个新体系，要无毒，就是要找另外一种技术吧。寻找一个新的分离技术，首先要找分离体系，究竟什么才能给它分离开，我们就和上海一个有机化学所联合攻关，就发现P507可以把锂同位素萃取过去，这样就找着这个体系了。它也是串极，没有串极不行，单独一级达不到那个高度，非得一个级一个级多次重复把这个效应积累下去，它就又需要计算了。当时二○二厂的理论计算人员都走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程志翔他们就非得让我过去帮忙算这个东西，结果我就调三室了。就是补锂计算这个东西，就是计算投料到启动到底用多长时间。

记者：

程志翔是哪儿毕业的？

韩长青：

北大。听说他是张青莲的学生，是刘允斌把他调来的。

记者：

刘允斌挺活跃开朗、挺爱说的？

韩长青：

对，他那人挺活跃的，爱打桥牌。那时候打桥牌挺高级的，李宗阳他们有几个打桥牌技术不错的，没事就过去打桥牌。他是个名人，过年过节市里就把他找去了，他到包头市里去了，就把家扔给我们了，随便在他家折腾。把钥匙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吧，就把钱往那儿一放，你们想吃啥买啥。我记得第一年春节我们这些单身就是到他家去包饺子，自己包自己吃。

记者：

刘允斌这个人待人热情，很讲情义，很仗义。据说有一年他还亲自骑着自行车到青年农场接刚来厂的大学生，人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往回蹬。一个专家能这么朴实真不容易啊。

韩长青：

刘允斌没啥架子，很普通一个人，穿的戴的都没啥特殊，唯一特殊的就是到食堂吃饭拿塑料碗、塑料筷，看他拿塑料碗、塑料筷大伙都瞅着挺新奇的。他这个人很热情，很团结人，威信很高。

我结婚比较早，高中毕业就结婚了，婚后我就到苏联留学走了，家里还有个小孩，我爱人是卫校毕业的，就分到县卫生院了。我在苏联念书那阵，我母亲有病，我还有弟弟、妹妹，家里挺困难，组织上就把我爱人从县卫生院弄到我们村的卫生所，好照顾家。但是卫生所和县卫生院不同，卫生院是国家单位，卫生所就变成集体单位了，还算城市户口，还吃商品粮，就让她照顾家，让我在国外安心学习。我回国来厂后就提出把爱人从东北往咱厂这儿调，人家说她是集体单位，调不来，后来我说我爱人调不来那我就调走吧，那时调走还不行呢，说是保密单位，要调走还得经过二机部批准，没有部里批准还不能走。这事弄得很麻烦，我爱人要调来还调不来，我要调走还调不走。后来我了解其实是我爱人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所以不能调到咱厂来，政审通不过。

记者：

那你这个情况和当年李子彬的情况一样。据说他清华毕业分到厂里后，也是爱人受出身牵连调不来，他岳父是国民党一个搞医的少将。他要调走，因是保密单位又调不走，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调回辽宁锦西化工厂。他后来当了化工部副部长、深圳市长等。

韩长青：

正好那年赶上牛书申来了，他不是咱们二机部的副部长嘛，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把这事说了一说，他就把这个事批给张诚了，张诚就告诉车间主任王世明，王世明告诉我你回去接家属吧，厂里同意你接家属了，户口给你解决，你回去把家属接来吧。我当时也没立即回去，后来家里又给我来封信催我，让我赶快办理人事关系，就让我回去接家属。干部处给她单位去信，要她的人事材料，她在那边也没办退职手续，就把人事关系调来了。这时“四清”运动就来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就把我爱人工作耽误下来了。厂里学大庆成立“五七”大队，她就去“五七”大队了，把她工作也给害了。在“五七”大队挣几十块钱，到现在也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这批人二○二厂还挺多的，她身体又不好，所以家里经济也挺紧张的，才把她调到这里来。要不她在县卫生院也挺好的，结果为照顾我变成了集体单位。刘允斌那时候对我还挺关心的，为我这个事儿还帮了不少忙。那阵保密，一般人进不来，城市户口又不好解决，她能来是因为吃商品粮，要吃农村粮就根本调不来了。

记者：

据说您前些年还租了块地种，种的草莓还挺有名气的？说您在自由市场卖的草莓是又大又红又便宜，许多人爱买。

韩长青：

我退休了也没有什么事干，建华鞋厂在俄罗斯赤塔建鞋厂，我给他们当了一段俄语翻译，又在市里帮了一段忙。后来没事干，就种了一片地，照着书上看怎么种草莓，后来人家那地收回去了，也就不种了。

记者：

这回给退休老同志涨了一下工资，您的退休金能到1800？

韩长青：

刚够1800，我弟弟他们在农村都比我强。要不他们说我是全家学历最高的，收入最低的。我们几个留苏的，就我最后留在了二○二厂，人家调出去在别的单位都比我强。我的弟弟们都说我二哥学历最高了，现在看我二哥最傻了。

记者：

这也没法比。生产处的研究员级高工沈朝纯，吉林大学毕业后分到咱厂，他爱人高中毕业生，后来跟他调到二○二厂当小学老师，现在他爱人退休金3000多，他才1000多。

韩长青：

知足常乐。

记者：

您在科技图书馆是哪年？

韩长青：

大约是1987年。那个地方本来是个养老的地方，调谁都不去，结果就把我调过去，在科技图书馆干了两年。后来三室不是搞稀土嘛，曾佳柱在那儿搞，没有主任工程师，他就想起我了，问我回去不。我说咋不回去，我早就不想在这儿待了。另外我家里穷，还想多挣几个钱，吃个保健啥的，哪有钱咱往哪去。我说你要用我你就要吧。他就把我调回三室当了主任工程师。后来他想调回广东，三室主任就没人接，他说老韩你能不能接这个主任，我这个人不愿意当官，人事关系那些事咱也整不明白，我说厂里放你走的话我接也行。后来干部部找我，让我当三室主任，我说那我就接吧。那时候小稀土线基本上是买人家的，咱们跟稀土研究院和稀土三厂经常交流，他们的技术都没咱们厂的技术好。

记者：

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是厂里宣布的？韩长青：

报纸广播呗，通过广播，就听广播。

记者：

不是厂里头事先通知的？

韩长青：

没有，我们知道就是通过听广播。

记者：

原子弹爆炸，厂里也没组织游行、庆祝什么的？

韩长青：

有没有游行、庆祝不庆祝不记得了，估计得有吧，能没有吗，全国都欢呼游行了。反正我没想到生产线很快就停了，以为国家还不储备点，谁知道是储备够了还是咋的，一下就停了。说轻材料是转民的主力，一定要把轻材料拆除。说要留八一二厂，不留咱们厂。

记者：

韩主任，您在苏联上学也挺枯燥的吧，五六年不让回家？

韩长青：

在苏联时我们就一个劲地要学成回国，那时一天就睡几个小时的觉，白天的课听不懂，全靠自习课回来以后啃。你有中文啃中文，啃完中文还得啃俄文，你不能老啃中文吧，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你首先得把那个原文看一遍，看不懂了，查字典，实在不懂了看中文书。所以头三年基本上没黑没白地弄，等后来你有工夫想出去玩了，中苏关系又不好了，自个儿就不敢出去随便走了。那时候有规定限制，你出去必须两人同行，少于两人不能上街，所以咱们也不敢跟苏联人随便交谈了。我们都是自费回国，不让国家拿钱。我经常到书店，看到一本好书就买，就用木头钉的箱子，买那么五六箱子书，反正看这本好、挺有用，买，跟专业有关的、以后能用的，买，拼命买书。那时觉得钱不能随便花，除了吃饭以外就尽量省钱，我们那时就准备不花国家的钱，准备自费回国，再一个就是尽量多买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像我买了块手表，还买了个照相机，最后都交公，不要了。等回国以后，毕业分配的时候又都给个人发回来了。唯一一次出去玩，是有一年夏天放暑假，我们到波罗的海三国作为旅游转了一圈，路过莫斯科停了一天看了看。

记者：

您有没有当年的相片？

韩长青：

照片可多了，因为照相做过好多检讨，还哭过好多次呢。

记者：

不让照相？

韩长青：

不是不让照相，那不是浪费国家钱吗。自己买照相机照相，哭着检讨上交。毛主席去莫斯科那次没去列宁格勒，刘少奇带着杨尚昆，还有陆定一，还有部长叫高秀丰，他们这些人到列宁格勒去看了看我们留学生。再就是其他小的干部去，我们都见过，刘少奇他们和我们留苏生还照了照片，我是没抢上。回国以后在人民大会堂，我记得周总理接见了一次我们回国的留学生。反正在苏联那段对我们是幸运的。

记者：

二○二厂当年可谓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为了祖国的核事业，一大批优秀人才从天南海北会聚到这里，光是一个图书馆，就有十多个名校高才生先后在此工作过。其中有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李妙秀副博士，清华大学毕业生李宗暘、罗砚、韦庆丰、秦树枫、姚书琴，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生李子元，武汉大学毕业生徐俊隆，北京政治学院毕业生何跃明，南开大学毕业生刘万巩，北京钢院毕业生朱晓畅，大连工学院毕业生夏锦山，湖南矿业学院毕业生伍宪勋。（田炳信/刘建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