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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与我

我的故乡在山西省壶关县大山南村,1950年春节期间和母亲、姐姐一起离开家乡随父亲到包头生活。那时我整10岁,开始在包头读了小学和中学,1959年考取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离开包头去呼和浩特上学。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巴盟工作,十年后的1974年又调回到包头,在市群众艺术馆工作。又一个十年过去,于1984年离开包头到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前后加起来有19个年头生活、学习和工作在包头。虽然已经离开许多年,但我的父母、长兄和姐姐姐夫都安息这里,几个外甥还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还有许多一直有联系的同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同事和朋友还生活在包头。因此,在情感深处并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我也始终把包头视为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虽然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以及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原有的城市样貌几乎消失殆尽,但老城区的样子依然鲜活地、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至今还经常梦到回去看望母亲的情景,梦到曾经住过的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街区和院落。好在我在呼和浩特上学的那些年月,每次放假回来都要到街上写生,中山堂(人民影院)、黄河剧院、西北剧院、红星影院、工人文化宫,民国时代的经典建筑警备司令部、位于东门外的风景名胜转龙藏,以及新建的包头宾馆、包百大楼、东河区委、包头东站等重要建筑,还有解放路、和平路、胜利路、中山路,民生街、圪料街、东门大街、财神庙街等大街小巷我几乎画了个遍。包头与我,在兹念兹,刻骨铭心。

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初期,不能不提到曾对我产生终生影响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他叫冯志温。小学五年级时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六年级时他被调到新成立的包钢中学。一年的师生交往,我记了他一辈子。就因为他把我的兴趣引向了文学。他对我写的作文总是赞赏有加,以致让一些学习好的同班同学妒忌。他曾对我的一篇作文作出这样的批语:“……一个小学生能写出这样有骨有肉的文章来,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本来我从小喜欢画画,但从此又喜欢上了文学,订了那时最受欢迎的儿童期刊《少年文艺》,开始读长篇小说,不是为了引人的情节,而是为欣赏各种精彩的描写,为语言的魅力所吸引。虽然我后来还是学了绘画,但我最终还是转向了“码字”生涯。冯志温老师最初的夸赞和文学启蒙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想到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的一句话——人性的弱点就是适宜于在赞扬中成长!这句话无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是绝对真理。

在我的人生进入中年以后,事业上曾经出现一个大的转向。那时,我在包头群众艺术馆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和辅导全市群众的美术创作。自己也画画搞创作,作品还先后参加过两次全国美展。也喜欢思考一些理论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励下对过去艺术中原有的教条理论开始自觉反思。1982年初,我看到一个机会:《美术》杂志发了一则“征文启事”!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形式的对话》)寄给该刊。没想到20天后即收到采稿通知,一个月后即在刊物上发表。过了半个月,又收到参加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的邀请。这个事件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我在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之后确认自己可以改弦易辙——从事美术理论批评,放弃美术创作。而这个关系个人命运的抉择,也是在包头工作期间做出的。

由于在美术理论上产生的一些影响,两年后的1984年,我被调到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专职从事理论研究。这期间写过的论文曾先后获自治区萨日那奖、华北文艺评论一等奖。1988年又被推选为内蒙古美协副主席。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特别是1995年以后,我主要活动在北京,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理论研讨、展览评选、组织策划各种专题展览、各种奖项的评选活动,以及各地美术院校学术讲座等等。也因此去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各省的,也包括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的许多城市,学术交流之余就是参观美术馆,领略各地文化遗存和风土人情。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找不到在包头的那种感觉。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异乡异客,都有一种深深的异己感。只有来到包头才感到踏实,感到这里才是自己灵魂安放的地方。这里不仅留存着我多年的记忆,也有众多亲朋好友对我的记忆。我的大半生经历无法和这个城市剥离。

此外,能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我的出生地。我曾经在离开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回过一次故乡,充满乡愁的儿时记忆全部浮现眼前,找到几个儿时的光屁股“玩伴”,他们居然还记着我小时候一些好玩儿的事和说过的话!虽然自家的院子早已改名换姓(土改时被分配他人),但自己的根脉在那里,地下还掩埋着自己的列祖列宗。而包头是我的第二故乡,也不止因为我的父辈、我的亲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在那里,还因为我和这个城市曾经“一同成长”。我刚到包头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只有13万人口的城市,到处灰土扬长。当时的市中心就是解放路-胜利路与和平路-中山路交叉的、设有一个简陋的交通岗亭的十字路口,中山堂门前就是最大的广场。我上的小学是刚刚建立的“新建小学”(后改名为环城路小学),我升入的中学也是刚刚利用关帝庙筹建的包头第三中学。老师说,正在兴建的包钢将是中国的三大钢都之一!于是青山区、昆都仑区拔地而起,全国四面八方都来支援包头的建设。老城区则变成了包头其中的一个区——东河区。

记得老城区最早的建筑是为苏联专家建的三层高的包头宾馆(此前的包头从没有这么高的楼房),以及配套的中苏友好馆(即后来的市少年宫和群众艺术馆)。20世纪50年代的包头真的是日新月异,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在这个新兴城市的孩子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满怀着希望。虽然1959年我离开了包头到呼和浩特上学,但每年的两个假期都要回到包头,利用在学校学到的写生手段,充满热情地描绘着这个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城市。在巴盟工作的十年中,也常在节假日回来看望父母。当他们进入老年需要我尽孝道的时候,我想方设法调了回来。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病中的父亲时,他不信这是真的,以为我是在骗他、宽慰他。就在我刚刚回来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尽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而这些经历都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天南地北,不管走到哪里;风风雨雨,无论什么遭际,都不会忘掉这座常年出现在我梦里的城市。(贾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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