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马伯庸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一干就是十年。

“那时候写作就是兴趣所致，能让我的表达欲、好奇心都得到满足。”马伯庸说，“不管能不能出书、卖不卖钱，只要写就高兴。”

但真正让他的写作发生质变的，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历史现场”的经历。

2015年，他重走诸葛亮的北伐路线。从成都到广元，穿过汉中，翻越秦岭，终点是西安。

在勉县武侯墓，他围着诸葛亮的坟转了几圈，心情激动得不行。“我离诸葛亮就三米，虽然是往下，但也是三米。”离开时，他一抬头，看到武侯墓背后那座大山——定军山。他顺着台阶往上爬，爬到一半，忽然想起一个千古之谜：诸葛亮为什么遗言要葬在定军山？史书上没有解释。

“当我站在定军山山顶时，往下一看，整个勉县一览无余。诸葛亮当年屯田、练兵、办公的地方，全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瞬间我就懂了——他活着的时候鞠躬尽瘁，累死在五丈原；死了以后，他都没有放弃，要葬在自己的办公地，每天看着后继者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这种体悟，是坐在书斋里永远得不到的。

“我的创作理念很简单：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马伯庸把历史小说的创作分成三个层次。最外层是重大历史事件和走向，必须尊重史实。最内层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这些生活细节，尽量考据完善。中间这一层——人物的具体行为、对话、心理活动——可以进行一定虚构，但必须遵守历史的逻辑。

“这个人物历史上或许没做过这件事，但以他的性格、身份和所处的环境，他是‘可能’做出来的。我们要还原的不是死的历史，而是活的历史逻辑。”

新作《秦二世必须死》就是这一理念的集中实践。主角不是一两个，而是七个。韩、赵、魏、楚、燕、齐、秦，曾经的战国七雄都有一个人出场。每个人的思路不同，碰撞在一起就有巨大的戏剧性。

但问题来了：秦二世必然覆亡的结局，读者早已知晓。悬念从何而来？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一种默契的拉锯战。”马伯庸说，“我的方法是把悬念从‘发生了什么’转移到‘为什么发生’。我们都知道胡亥死了，但他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个结局的？杀他的人背后有什么动机？秦末那场大乱局中，每一个势力、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出路挣扎，这些复杂的动机和选择本身就是巨大的悬念。‘为什么’永远比‘发生了什么’更耐人寻味。”

马伯庸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拿起来就放不下。

这种节奏感从何而来？“我觉得是‘八卦’训练出来的。”他说，“我特别喜欢传八卦，听到朋友一件好玩的事，就会绘声绘色讲给别人听。讲得多了，自然知道什么节奏大家爱听，什么包袱抖出来效果最好。”

在他看来，把你觉得有意思的事，用最精彩的方式讲给别人听。“只要带着强烈的‘想把这事分享给别人’的兴奋感去写，就不会写得差。”

他总写小人物，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小人物，身边来来往往的也都是小人物。我对小人物的心态、困境、挣扎揣摩得最透。那些帝王将相，一来我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二来历史上写他们的大家已经太多了，不差我一个。我更想做的，是把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小人物重新拎出来，擦亮他们身上的微光，呈现给今天的小人物看。”马伯庸说。

从《长安的荔枝》里拼命运送鲜荔枝的小吏李善德，到《两京十五日》里被卷入皇位之争的捕快吴定缘——他笔下的角色，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被时代洪流裹挟、却拼命寻找出路的普通人。

“秦末汉初这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时代寻找出路。无论是秦始皇、刘邦、张良，还是项羽，每个人都从不同的立场、身份出发，迫切地为古老的华夏寻找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他说，“这种‘寻找出路’的焦虑和努力，和今天很多人的心境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也在为自己的生活、事业寻找出路，古人面对的是江山社稷，我们面对的是职场、家庭、人生规划，但底层的情感和挣扎是相通的。”

互动环节，有小学生问马伯庸怎么才能爱上读书，他说：“多出去走走，去博物馆，去历史现场。当你站在岳阳楼上再读《岳阳楼记》时，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马伯庸的写作始终围绕同一件事：对人本身的体察。他读秦简，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中国最早平民书信中，看到黑夫和惊向家里要衣服、要钱的细节——“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隔着两千多年依然鲜活。这些细节是史书里看不到的，却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

他笔下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小人物，那些拼命寻找出路的身影，说到底，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正如他在讲座最后所说：“阅读的兴趣，不是从书里来的，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来的。”最动人的故事，永远孕育于最火热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