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云晕

关于南海子村建立的年代，有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可以作为参考。1924年，日本历史地理学家藤田元春教授考察南海子渡口，对南海子河神庙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南海子街中央，有河神庙者，四周环以土墙，中有禹王庙及关帝庙。（河神庙）庙门左右各置钟楼及鼓楼，状极堂皇。《朔漠方略》中有康熙皇帝‘二十九日朕诣河’，于驻跸地河口祭祀河神之记载，此间河神庙，想亦彼时河路社所建之旧迹，尤可确定者，是康熙皇帝其时并未涉足于此。庙前立一石碑，上有同治十年因回匪之乱玉石俱焚，光绪五年四月修造之记载。而门额又有‘咸丰七年，河水洪天，庙宇俱圮，咸丰九年重修’文字，究竟何者为是，未能明晰。

据河神庙额匾‘同治四年乙丑季秋谷旦’及禹王庙额匾‘咸丰九年’之字样，可见确于咸丰九年重修，至于同治十年遭回匪焚尽一说，颇使人怀疑。与光绪年间重修之大门一样，光绪三十年重修之钟楼与鼓楼亦依然完好，匾额高悬，上题着‘发鲸’和‘飞鹤’。入禹王庙，迎面所见，为禹王大帝牌位，上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月谷旦（1847）’题记。而‘功在万世’之匾额上，则写有道光二十九年巳酉字样。由此推测，此河神庙应建于道光末年，重修于咸丰九年，而同治十年时焚于回匪。庙中比较晚近之匾额题记，尚有光绪二年之‘祈速甘霖’。关帝庙中，无类似禹王庙之古老题记，仅有光绪六年‘威镇山河’之匾额及民国十一年‘忠义圣’牌位，可见其为光绪年间才与禹王合祀者。”

而据日本学者今堀诚二所抄录河神庙内的鼎铭文字，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叩献信士冯其祥”字样，可证早在道光初年，南海子即已形成村落，随后修建了河神庙，管理村社事务及河运的行会组织——河路社也相应成立。老照片中经常看到的南海子河神庙庙门上那方“禹王圣帝”匾额，就是河路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所敬献。

许多文献对上述南海子村庙宇的称呼极为混乱，或谓之南海子禹王庙，或称之为南海子河神庙，也有称为龙王庙的，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情。从上面藤田元春的记载可知，禹王庙和关帝庙均寓设于河神庙之内。河神庙除悬挂“禹王圣帝”金字匾的山门之外，附属设施还有钟楼和鼓楼。山门前面是一大片空地，对面建有一座戏台，考虑到酬神献戏的功能，戏台应当在河神庙建造的同时即已建立了。据史料记载，河神庙中还分别供奉着河神和龙王的神像，这座庙宇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

河神庙中供奉关帝，据说是源于一桩轶事。民国孙斌《包头轶闻·禹王庙内关公像》曰：“包头城南十里南海子村，在黄河北岸，旧有禹王庙一座，清光绪十九年，河岸冲来古铜关公像一座。城内士绅拟运至城内，数百人不能舁，重不能举。乃供奉禹王庙内，并非合禹王、关公为一庙也。”但是藤田元春所记关帝庙“威震山河”匾额题记为光绪六年（1880），说明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而已。

道光三十年（1850），黄河泛滥，大规模改道，导致地处原托克托城南河口镇的湖滩河朔渡口被水淹没，其原有的官渡职能移到萨拉齐厅的毛岱渡口。同治十三年（1874），黄河又改道南移，毛岱官渡废弃，官渡迁置于南海子。由黄河上游甘、宁、青、河套等河运而来的皮毛、肉苁蓉、甘草、白麻、食盐、木材、天然碱、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由南海子官渡口登陆，一时之间，黄河南海子村一带，船筏丛聚，桅樯林立，南海子官渡口一跃而成为西北地区声名显赫的重要码头。1923 年，京绥铁路通至包头，更进一步加强了南海子码头沟通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南海子码头成为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枢纽。南海子村落规模因此扩大，人口急剧增加。河运事业的活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老包头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兴旺，因之而举行的南海子庙会，也成为老包头极为盛大的社会活动之一，遐迩闻名。

与其他地区的庙会一样，南海子庙会也是一种祭祀活动，本地居民通过祭祀禹王、河神、龙王、关帝等，祈求河路平安、风调雨顺、商业繁荣，其具体形式，烧香礼拜、献祭祈祷当然是必要之举，最为隆重者，就是唱大戏和放河灯。

受黄河自然状况影响，放河灯活动不能随时举行。唱大戏则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春初二月二“龙抬头”黄河开河祭祀、五月十三关老爷庙会、六月初龙王庙会、七月初二禹王庙会、八月初祭祀亡魂以及封河祭祀等，均可以视情况举行。

南海子庙会中最为盛大的节日是七月初的禹王庙会。会期通常为七月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也有因特殊情况增至五六日者，率以初二日为正日子。白日的庙会活动主要是围绕唱大戏而展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关于其具体情况，1933年的“边闻通讯社”曾有详细报道：“本县南海子，地临黄河，居民均依水为生，每年七月初二日，届河神（大禹王）圣诞之期，必照例举行庙会，并放河灯，藉以酬神，而示娱乐。今夏淫雨连绵，河水大涨，一般居民迷信观念太深，皆误认河神从中作祟，故此次举行隆重庙会，以谢河神。”说明当时已将禹王视同于河神，原来分别举行的两个庙会合二为一了。

庙会期间，包头县城的百姓，甚至周边各县的人们也来凑红火，赶会的人们络绎于途，熙熙攘攘，还衍生出了“赶小会”的花样。“本市城乡居民平时活动的娱乐场所极少，故每逢举行庙会，不惜牺牲金钱，必大乐而特乐。上等阶级富有资财者，乘坐轿车，次者骑马、骑车（脚踏车），贫者相率成群结伙，扶老携幼，徒步往观。提前两日，县城至南海子大道上的车马行人便络绎不绝，一时路为之塞，途为之拥。在城内或城外附近地点，女子纷纷描眉打鬓，改换新服，青年男子来来往往、对女子评头论足，以饱眼福，名之曰‘赶小会’。”

庙会现场万头攒动，热闹非凡，卖小吃的、设摊赌博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与呼幺喝六声、梆子锣鼓声、喝彩叫好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躁动而又兴奋不已的氛围，大家都沉浸在戏曲的魅力和节日的浓重气息之中。

如此规模宏大的庙会，餐饮的需求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早在庙会之前，包头著名饭店“福聚成”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农历七月初一、二、三、四日为南海子庙会演剧之期，本号为谋游人饮食便利起见，特在庙东院内设棚营业，派有超等厨师，专做酒席大菜、应时便酌，座位优雅，清洁凉爽，取价低廉，招待殷勤，望各界士媛届时驾临惠顾，无任欢迎之至！”但实际情形却是“一切因陋就简，几件矮小破旧的土房，门窗都没有，好像曾经放过草料的房子。据主人说，租借五天，竟索价七八十元之多，亦可谓‘缺者为贵’了。院里院外，都搭布棚，设着饭座。记者进院以后，约有十来分钟的工夫，并没有人来打个招呼，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四处一瞧，人满之患。不用说吃饭，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几经周折，始觅得一席，这一等不要紧，顶少有半点钟没人过问。至后坐得不耐烦，连吼了三十六声，才要了三碗米饭、一碟烧茄子。要可是要了，吃还得候着。”一般吃不起馆子的人，就蹲在戏场边的小吃摊前，喝杂碎、冲茶汤，吃凉粉、买碗脱，其他卖干货、卖咸肉的，更是应有尽有。

南海子庙会也带动了老包头的交通经济。据记载，“大同公司及公会汽车十余辆，每隔一时，开行一次，乘客甚形拥挤，每位取价三角，亦不为不少，全市轿车，受雇殆尽，至后几至无车可雇，每辆索价三元四元不等。迨至午后，车既稀少，而顾客益众，乃至奇货可居，讨价骤高。各黄包车亦大发利市，惟鉴有汽车开驶，不能索巨价，然以多中取利，收入尚多。除此以外，尚有坐着粪车、骑着马驴的，为数亦不在少。尤以足踏车之往来飞驰，不绝于途，其便利当较坐车骑马更甚。所以一条宽长道上，简直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庙会的主打当然是唱戏，每次都会从外地请来著名角色在禹王庙前的戏台上连续演出多日。因“走西口”的关系，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山西梆子。戏班子通常会表演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目，而晋剧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优美的旋律和精彩的表演尤其受到观众喜爱。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脸上画着精致的脸谱，在舞台上唱念做打，将一个个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生动地加以演绎，台下的观众如醉如痴，有时候甚至“站在泥泞之中一动不动，如失去知觉一样”。

1924年的《申报》就曾记载南海子唱大戏的一段奇闻：“距包头五里有南海子地方，月初因迎神演戏，正在锣鼓喧天之际，忽突出土匪数百，将该村连戏厂一并包住，抢劫富户十数家，在戏厂掳去貌善妇女多人。土匪并声言戏班一人不准放走，将戏班戏箱一并全行掳去。事后调查，土匪系为劫戏班而来，人多藏在看戏之群众中，故一时起事，人多疑为从天而降也。匪之劫戏班者，系劫往匪巢中唱戏，并无别意，现该戏班仍在土匪巢中未出。”本地群众对于戏剧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唱大戏不仅为百姓提供了娱乐项目，也传承和弘扬了当地的戏曲文化，成为了南海子当地独特的文化景观。

历史上的黄河，因为缺乏治理，往往泛滥成灾，黄河沿岸的人们，特别是“靠河吃饭”的河路汉和渔民们，深受其害。为了求得风调雨顺、河运平安，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河神，在唱大戏娱神的同时，还要举办河灯会，放河灯进行祈祷。事实上，由于拥有共同的文化习俗背景，与南海子相邻的许多地区，都有放河灯的习俗，其目的，无非是祭祀河神，也有追悼和超度亡灵的意思。但其具体举行的时间，则不尽相同。上游五原、二里半渡口，下游河口镇，乃至山西的河曲等地，多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时举行，而南海子渡口则拥有塞外唯一的一座禹王庙，其祭祀和放河灯的时间，也特立独行，基本固定在七月初一或初二的夜间。对此，1935年7月30日在包头的“知行通讯社”曾有明确报道：“废历七月初一、二、三三天，照例是南海子庙会，因为在这时候，如果年头好，河水不涨，雨量充足，当然老百姓是馨香称庆的，所以要给禹王（俗谓河神）唱台戏，表示一番敬意，消耗点钱也没多大关系，假若河神不讲面子，来个溢岸决堤，田禾淹没殆尽，人畜随波逐流，不消说，老百姓要大呼倒霉，但于此无法可施之际，只有给河神许戏，求祈水位降落，而免灾祲扩大。总之，戏是每年要唱，并且还要大放河灯，城里的人，在这三天差不多都要去看热闹，尤其是划船游河，更觉有趣。”

放河灯活动与演戏酬神一样，都是由河路社组织进行的，其费用一部分向社员、参与庙会的商贩摊派，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与河路业务有关的商号的布施。至于河灯的制作，则较为简单，通常情况下，是河路社给每户人家分发一些圆形木头块儿，户家自己沿边缘糊上麻纸，涂以颜色，里面固定一个胶泥做成的灯碗碗，其中倒上麻油，安上灯捻子，即告完成。讲究些的，里面放一个羊油做成的蜡烛，外面糊的纸罩用的是红绿绵连纸，较为美观。也有一些大户人家，还会自制一只小木船，在船头、船舷、船尾各置油灯，泛舟河上，能够飘得更远。

对庙会的组织者以及信众而言，放河灯显然具有极为庄严的神圣性，所以必然有一套繁琐的祭祀仪式，但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却只见其红火。远远地只见载着河灯的船只从上游漂荡而来，另外两艘船上由僧人组成的两班鼓乐，奏着《水龙吟》《将军会》《得胜令》等曲子，笙鼓交错，悦耳动听。音乐停止后散放河灯，该项活动迎来高潮。

放河灯的寓意是将人们的心愿寄托于河灯上，随着河水漂流，传达给神灵，祈求神灵的庇佑和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放河灯也表达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希望通过河灯为他们照亮通往彼岸的道路。这一活动不仅体现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

包头南海子从渔村到官渡口的历史变迁，以及河路社、禹王庙的发展，唱大戏、放河灯酬神等民俗活动的传承，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地域黄河文化史，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不仅见证了南海子地区的兴衰荣辱，也成为了包头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吴存德；校对：黄韵；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