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当我们谈论老师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藏在记忆里的那盏灯。有的照亮一程，有的照亮一生。愿每一位曾为我们提灯的人，都能在这个秋天，收到跨越山海的惦念，听见桃李盛放的回响。
——策划 姬卉春
作者 / 张常胜
每一次回乡，见到那些熟悉的街景，旧时光里的故人影像总会浮现，而韩永乐先生的模样，始终最为清晰。
初识永乐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我初一年级开学那日。先生是巴拉盖本村人，身体结实，个头不高，一头微卷的黑发利落贴首，一双圆眼清亮有神。一身蓝色涤卡中山装，脚踩一双蓝色球鞋，行走时惯于背手，步履沉稳。他讲课时从不看教案，每堂课只携两支粉笔步入教室，抬手落笔，方正俊美的楷书便落在黑板上。
第一堂课，他讲授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通篇诗文，烂熟于心，字句、标点、释义、背景，无一遗漏，一气呵成。后来我们才知晓，先生本是农大毕业生，又修了函授中文，虽为乡村代课教师，却胸藏万卷、学识渊博。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皆能从容执教。更擅文言文，每每讲完一段古文，便即兴赋诗，四言、五言、七言信手拈来，文采斐然。
我自幼喜欢作文，对自己笔下的文字颇有底气。开学不久，先生布置命题作文《一个熟悉的人》，我提笔立就，写了同窗旧友。可作文本下发，只得了六十一分，评语寥寥四字——无病呻吟。彼时全班大多三四十分，六十一分已是班级最高。先生的评语颇为犀利，皆是歇后语点评，道尽文章空洞拖沓之弊。年少气盛的我，心底满是不服。
心气难平，便生出几分少年顽劣。学习《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时，先生讲解“馥郁”一词，释义为气味浓烈醇厚。课堂造句，我故意抢先举手回答：“从窗外飘来一阵馥郁的臭气。”恰逢当日校园清理旱厕，气味难闻，全班哄堂大笑。
先生又好气又好笑，轻声纠正：“馥郁专指花香、清气，怎可形容污秽？”我还执拗辩驳，照搬释义强词夺理。课后，他将我唤至办公室，一旁的地理老师还笑着夸赞我聪慧机敏、反应过人。待先生道出我的课堂顽劣，满屋老师皆忍俊不禁。
纵使我淘气执拗，先生却从未苛责我，频频将藏书借我阅读。《上下五千年》《西湖民间传说》《淀上飞兵》《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一本本典籍，为我打开了广阔的世界。他嘱我读书必写读后感，日日沉淀所思。那时，我受在小学任教的姑姑熏陶，早已养成看书写日记的习惯，作文根基比较扎实。每学一篇新课文，我便主动仿写练笔，笔墨日渐精进，也愈发得先生青睐，成了他最偏爱、最默契的学生。
初二讲授《孟姜女哭长城》，先生的解读，让我至今难忘。他描摹孟姜女的绝代风华——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青丝袅袅，发髻清丽，余下两缕碎发错落有致，恰似喜鹊斗梅，灵动温婉。谈及孟姜女与万喜良的旷世深情，先生有感而发：“古时礼教森严，男女授受不亲，二人却情深不渝、生死相守，能哭倒八百里长城，必是心生爱慕的自由姻缘。”
先生治学极严，课堂走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皆会被罚站自省。唯独对我格外宽容，从未责罚。年少懵懂偶有顽劣，他只需淡淡一眼，眼神里的期许与提点，我即刻读懂，便收敛心性、潜心向学。课堂之上，遇全班无解的难题，他总会与我相视一笑，轻声道：“请张常胜同学为大家解答。”这份独属于师徒的默契，是我少年时光里最珍贵的荣光，也让我愈发勤勉自律。
我初中毕业之际，永乐先生被选调至市区高中，成为公办教师。他学识扎实、授课精湛，所带语文成绩常年名列前茅。可也因此受到同行嫉妒，被孤立，再加上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常常作弄较真的先生。品性耿直、不善圆滑逢迎、不懂人情世故的永乐先生始终难以融入俗世，常年郁郁不得志。
命运更添磨难，后来学校实验室意外失火，他被人诬告纵火，含冤入狱三四年。洗清冤屈之时，他早已悲愤成疾，患上脑梗，出狱后步履蹒跚，常年依靠双拐行走。
那次，我回巴拉盖，恰好与恩师重逢。见他一身病痛、沧桑憔悴，我瞬间泪湿衣襟、悲痛难抑。可历经半生风雨磨难的先生，依旧温柔豁达，结结巴巴地轻声宽慰我：“一切都好起来了。”
我登门拜访，在他简陋的居所里，见到一尺多高的手写文稿，皆是他身陷困顿、历经磨难之时，笔耕不辍写下的文学手稿。字字赤诚，句句滚烫。他淡然说道：“这是我留给世间的一点念想。”那日，我们促膝长谈，聊年少课堂，聊故土旧事，聊世事浮沉……
此后不久，一生坎坷的韩永乐先生悄然离世，归于尘土。
每次回乡，路过学校时，我的脑中总会闪过那个结实而略矮的身影，手携两支粉笔，从容步入教室，落笔成韵，字字铿锵，娓娓吟诵诗词、讲述典故、畅谈山河。
两支粉笔，不过一堂课的光阴，短暂须臾。可先生以粉笔为芯，以初心为灯，以学识为桥，照亮了一群乡村少年的前路，也铺就了我一生的笔墨征程。
作者 / 刘清成
我的母校成立于1960年，位于包头东郊乡村的麦田里，当时是为解决周边建起的几个大企业和村子的子女初高中就学问题。
学校边建设边招生。
一位老教师告诉我，他1960年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四周一片荒野，学校连围墙都没有，校址上还有农民打的四眼机井。晚上，学校分配他看护新运来的桌椅板凳，不到20岁的他将桌椅板凳围成一个圈，躺在一张课桌上面睡觉。
当时学校还没有通电，老师们在煤油灯底下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师生在入冬前就要到田野里捡拾秸秆、麦秸、树枝等，以备冬季取暖。
由于学校是建在坑洼不平的农田里，师生一边上课一边参加劳动，平整校园和操场，师生常常是放下粉笔和钢笔，拿起铁锹和箩筐，平操场、拉土建院墙、种树，“一手拿笔杆，一手拿锄头，收起田字本，走进田地间。”全校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师生的口粮都是定量的，本来就不够吃，还要经常参加劳动，但是师生没有怨言，大家还是欢声笑语，积极乐观，师生们抱着“边劳动边建设边学习”的信心和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以校为家的精神，勤奋工作，认真学习，学校的建设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他们的信念就是早日把学校建设好，让大青山下的这棵幼苗能够扎根泥土、茁壮成长，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一座田间中学在师生们磨出老茧的手里诞生了。
1985年我上高中的第二年，赶上了第一个教师节，大礼堂里学校召开表彰会，学校老中青三代教师在掌声中接过奖状。我问身边的一位同学：“那位戴眼镜的老师我怎么没见过？”他说：“那是咱们学校最早的一批老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咱们学校。”
我吃了一惊，那位同学继续说：“当年他们那批人放弃了优越的大城市，来到咱们乡村学校扎根，安心育人，他们有的一个人带好几门课，风雨兼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真是田野里的红烛，大青山脚下的绿荫。”
后来才知道那批老教师里竟然还有更高学府的毕业生，我不禁油然而生敬意。后来一位内蒙古大学毕业的中年老师在课堂上讲起她来学校的第一天，当时地冻天寒，火车晚点，天色已黑，她踌躇地下了火车，没想到校长还在站外等她，用自行车帮她推着行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学校，从食堂打来热乎乎的饭菜，把最好的宿舍让给她们这批老师，这些平凡之举让她感动了一辈子。以至于后来有机会去市区一所学校，她都放弃了，一直勤勤恳恳在这所乡村学校干了30多年。正是他们这一批中年教师在老教师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创造了这所学校办学50年最辉煌的岁月。
到我们这届的时候，学校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和市区学校还是没法比，操场的土围墙经过20多年已经多处坍塌，学校的吃水还比较困难，冬天依然要去田地捡拾秸秆，教职工住房和单身宿舍比较简陋。但是学校艰苦创业、甘于奉献的红烛精神却没有丢失。没有资金，师生们自己动手挖通了几百米长的沟渠，接通了自来水；发动大家捡拾砖瓦硬化校园，垒盖院墙时大家一起动手。就这样，校园年年发生变化、师生的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师生最多时达到1300多人，昔日的大青山脚下的幼苗已成参天大树。
今年是第42个教师节，我依然记得第一个教师节留给我的印象。如果乡村校园，是田野间一方小小的讲台，乡村教师便是麦田里燃烧的红烛，他们远离城市喧嚣，他们扎根乡土，守着简陋校舍，伴着晨光与暮色，默默耕耘。一支粉笔，书写山河远方；一盏灯火，照亮孩子们求学之路。他们以青春为薪，以热爱作焰，如红烛一般燃烧自己，让知识和精神之光，长久闪耀在广袤的乡野麦田之上。
作者 / 周静
写文章的草稿纸是用过的公文纸背面，一沓一沓，整整齐齐，用铁夹子夹着。纸上的字，有的地方还透着公文的红印子。先生的文章在这些公文纸上，洋洋洒洒，纵横驰骋。看手机上的文字时，总要将眼镜往额上一推，眯着眼瞧字……这便是先生，一个爱写文章的人。
先生生活朴素。早餐必是一两烧麦，需是熟识的老友邀约同去，一个人是不肯的。焖面、手擀面、凉拌苦菜这些家乡美食是他的最爱，百吃不厌。先生不爱养花，但对种草极感兴趣。家里的花盆里种着些不知名的草。他总说，草有草命，自在得很。先生饮酒豪爽，几杯下肚，文思便如泉涌。笔记本上那些饱含深情的语句，据他自己说，多半是酒后所写。字迹龙飞凤舞，旁人只能猜个大概。先生嗓音浑厚，音准到位，老歌新歌会唱很多。
去年，在杏园里，先生锄地锄草，栽种蔬菜，衣服上、鞋子上落了尘土，俨然一个菜农形象。入夏浇地，他从清晨五点多忙到傍晚，蚊虫叮咬，天气闷热，煞是辛苦。他却欣喜地跟我们说，有清风相伴，有鸟雀欢歌，带着草香的空气真是沁人心脾，那感觉像在深山老林。当品尝到新鲜的蔬菜、香甜的杏子李子时，先生总会感慨一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是先生所向往的。追寻诗和远方，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亦是先生长久以来的心之所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先生说。
在先生的世界里，除了衣食住行这些免不了的俗事，剩下的便是阅读和写作这两样高雅的志趣了。
先生读书读得杂，也读得深。他家书房的书架上，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西方的哲学，还有那玄之又玄的《易经》等，他无一放过。古今中外的历史、天文地理的变迁，还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本土文化，他知晓甚多。读书，是他每日的必修课，也是他灵魂的加油站。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里，他走进世界各地，看不同的风景，与苏格拉底对话，与庄子同游。一个语句，一个片段，一个故事，都会让他产生新的灵感，于是，笔记本上又多了千余字密密麻麻的感悟与思考。
正是这样的阅读习惯，成就了他的写作。起初，他记些游历的经历，写些新闻稿件。后来，他开始写散文、杂文等，在杂志、报刊上陆续发表的文章有三百多篇。有次和几位文友去拜访先生，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他的笔记本给我们看。翻开笔记本，里面粘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发表了的文章，厚厚的，满满的，足有二十余本。出版的《萨拉齐老故事》《乡愁百味》等书籍，我认真读过。里面的文字，是熬过了岁月，又从故乡的泥土里重新生长出来的。他成了中国作协会员，我们觉得是顶大的荣耀，而他依旧是那副淡淡的样子，仿佛只是多了一件寻常的衣裳。
照理说，有了这般名气，人总该有些架子，有些“傲”气。可先生却不是这样。他待人友善，从不张扬。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初学写作的学生，更是一丝不苟，极有耐心。
在文学群里，他每日分享一篇全国著名作家的散文，有梁晓声、史铁生、迟子建、汪曾祺、阿微木依萝等。题材不同，风格迥异，足足三百多篇。无论工作多忙，不管出差多远，先生发在群里的“今日作业”会准时出现。撰写读后感也是先生给我们布置的作业。看我们写的文章，他逐字逐句，从构思、标题、内容、细节到写作技巧等，都给予细致的指导。有时候，我们写得不成样子，自己都觉得惭愧。可他却从未有过一句重话，而是亲自修改。经他修改过的文章文学味儿更浓，画面感更强。他为我们提供投稿渠道，搭建起我们与各地文友认识的桥梁，好让我们拓宽眼界。在他的督促与引导下，我们的写作大有起色，偶尔也有作品发表。新书《采薇集》出来了，先生捧着它，来回地翻看，微蹙着的眉头终于舒展了。
我有时会想，先生完全有资格去接触那些水平更高更厉害的作家，与他们切磋，让自己的文学水准更上层楼，何苦要浪费这些精力和时间，来助我们这些学生成长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大概就是曾为人师的先生与旁人不同的地方吧。
“人生一辈子，要干自己想干的事。”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对生活真诚、对写作执着的先生，率直而洒脱，风格风骨自在其中。
作者 / 李艳华
“听过秦老师的课吗？能失笑死人，笑完你肯定就记住他讲的是啥啦。”学生们私下里的议论正是对秦元林老师由衷的认可。
秦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包头市第二中学资深的语文名师。除此之外，他也是当时包头高等教育自考教培机构中，讲授现代文学的标杆性老师。他一口地道的鄂尔多斯腔普通话，搭配诙谐幽默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们喜爱，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校园记忆。
在包二中任教期间，秦老师有一个学生间流传的绰号——“秦大头”，源于他头形方正修长、额高脸窄的外貌特点。那个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出席正式场合都偏爱穿中山装，秦老师却与众不同。他常身着一身并不挺阔的深褐色竖纹西服，领带也打得松散随意。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架在脸上，平日里神情冷峻，站在讲台之上，口音质朴随性，自成一派放荡不羁的气质。这洒脱的模样，与当时多数文科老师拘谨刻板、满身文人气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看秦老师为高等教育成人自考班讲授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课堂场景，更是独具特色。他常常认真叮嘱成人班里的学生：“要想拿文凭，下班来听课就不要迟到，不要惦记单位那点事，男生更别抽烟，以免惹起我的烟瘾。”授课时，他总手持水杯，边讲边喝，语调抑扬顿挫、高低错落，讲到尽兴处，也会毫不避讳地轻声干咳几声。
讲莫泊桑《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时，他会当场挽起裤腿，沉浸式模仿人物神态动作，将虚伪狡诈的人物形象演绎得活灵活现。讲解语法修辞时，他擅长用接地气的实例拆解晦涩知识点。讲授借代修辞，他风趣举例：“我掏出了‘大青山’。这里的大青山，是咱们本地的香烟，此山非彼山，用的就是借代手法。”
讲解倒装句时，课堂上恰好有一名女生迟到，在门外喊报告。他应声应允“进来”，待女生走入教室，他轻轻拉下鼻梁上的眼镜，目光追随着学生的背影，压低语速、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爱——你。”
全班瞬间哗然，连迟到的女生也顿时脸红心跳、手足无措。就在众人错愕之时，他话锋一转，高声接续：“尽管你，不爱我。”随即推推眼镜，从容向全班解析：“同学们，我刚才演示的，就是典型的倒装句，大家听明白了吗？”话音落下，课堂上哄堂大笑。
秦老师在极其轻松的氛围下，把授课内容推向了高潮，其场景就像演员迟蓬说的那样，演员在角色中不能护形象，而要充分进入角色。
秦老师教学时的情境带入，像导演说戏一般，一下子提高了我们对中文语法及修辞的认知与理解。他把语文教学讲成了生动的故事，讲成了令我们终生难忘的学习回忆，讲成了我们在破解知识“堵点”中的精彩片段，也讲成了语文教学实操经验的方法应用，这样声情并茂的课有谁不爱听？他那鄂尔多斯腔普通话不仅没有影响教学内容，反而成为我们学习记忆中的特殊声卡，回放亲切，刻骨铭心。
三十余年弹指而过，秦老师已然仙逝，他的名字也渐渐淡出了众人的记忆。但他当年对自己名字的率真解读，依旧让人印象深刻、倍感鲜活。他曾说，自己原名秦渊林，取学识渊博、林木繁茂之意。改革开放后，他特意将“渊”改为一元两元的“元”，坦言这份改名的心意：身为教师，希望凭学识多挣收入，改善家庭生活，让知识真正变现、产生价值。这份坦荡直白，是他最真实的人生期许，也是他深耕讲台、潜心执教的内生动力。
我与秦老师的小女儿是同班同学，我家与包二中老家属院仅隔一条马路。同学之间串门，我看到过秦老师守着书橱，治学钻研的样子，也目睹过秦老师的妻子作为一位修表匠人，日日操劳照顾4个孩子和全家日常的艰辛。秦老师常风趣调侃妻子身形富态、走路如“冰山移动”，又由衷感念：“我家里的招生广告，全是她提着糨糊桶，挨家挨户、走街串巷张贴的。”言语之间，与妻子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珍视与感激，溢于言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秦老师在报刊上看到我的文章，心生感慨，特意写信与我交流，诉说自己年少时的写作梦想。后来我才得知，他曾撰写过一篇介绍死海的文稿，专程托付上海一位语文界名家推荐发表，未承想文稿最终被对方署上自己的名字刊发。
这段流传于包头教育界的往事，藏着秦老师半生的遗憾，也足以窥见他对文字创作的热爱，对文章发表的执着。
提笔回望恩师点滴，铭记师恩、不负教诲，唯愿天下桃李芬芳，皆能奔赴山海、圆梦参天。
（责任编辑：吴存德；值班主任：刘飞；一审：胡佳乐；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