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栏 的 话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自1959年1月创刊号面世，到2026年11月，《鹿鸣》即将走到600期。从一叠叠稿纸上的手写字迹，到键盘敲击出的时代回声；从油墨飘香的精致纸质刊物，到屏幕流转的数字化阅读——600期，是六百次对文学的深情叩问，也是600场与作家、与读者的心灵约会。

每一期《鹿鸣》的背后，都有把灵魂交付给文字的人。是作家们用笔尖的锋芒划开生活的表层，用想象的火种点燃纸页间的荒原。他们的名字镶嵌在目录里，精神却流淌在每一处字里行间。

600期，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值此之际，我们将推出“鹿鸣访谈”栏目，走近曾与《鹿鸣》同行的作家和读者们，讲述大家相遇相知的故事，也请他们为《鹿鸣》的未来留下殷殷期许与祝福。让那些被文字照亮过的时光，在对话中再度发光。

• 您最初是在什么契机下和《鹿鸣》结识、开始投稿的？印象最深的一件往事是什么？

大概在1981年左右，我的第一篇诗作在《鹿鸣》发表了。1982年初，《鹿鸣》刊发了我和夫人兰枫林共同署名的组诗《黄牛拉着的故乡》，稿费居然有80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算是一笔大钱了。这样的规格让我深受感动，从此就把《鹿鸣》当作了我的娘家刊物。1982年初，我调到包头军分区工作，和《鹿鸣》以及包头文联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诗歌研讨会等活动。1982年11月，包头文联以《鹿鸣》为依托，在二机厂举办了诗歌笔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和包头新老诗人交流切磋，受益匪浅。

要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在《鹿鸣》1983年12期发表《关于山》那首诗了。1983年12月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鹿鸣》当然也该有点应时之作，张之静约我写一首诗。答应是答应下来了，提笔就为难了。一个意象在我脑际萦绕：一座浑沌的大山，十亿沿着蜿蜒道路攀爬的人，由此就产生了好像明确又好像不甚明确的对应关系，漫漫长路，永无止境。令我吃惊的是，这诗竟然发表在头条。文学刊物一般是小说打头，散文、诗歌、评论其后，把诗放在头条，实在是破天荒的手笔！我不知道最后拍板是哪位老师，当时的文联主席汪焰，编辑部负责人、诗人戈非肯定在其中。这首诗，还获得了当年的《鹿鸣》文学奖。我参加了颁奖仪式，还发了一通言。我从此就更有信心了，迈开了文学创作的步子。

• 读您的诗，感受不到软媚，只有如“蓝焰”般的硬核。在《鹿鸣》发表诗歌的那些年，您是否在有意对抗某种流行诗风？您认为好诗的标准是恒定的吗？

至于好诗的标准，从质的规定性来说，我认为是恒定的，否则，就是非诗了。至于形式，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王杨卢骆当时体”（杜甫句）嘛，德国诗人海涅有诗：“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就换一批歌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文学是人学，诗歌更是如此。“真”是第一位的，虚假、粉饰是诗的大敌。塑料花再招摇也是假花，衣架上的衣服再花枝招展也没有人的气息。好诗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说法，理论的讨论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一个真正的诗歌作者来说，用“真”“诚实”这把尺子来衡量，高下、成色大概会估量个八九不离十。

• 一路走来，在您眼中《鹿鸣》数十年最可贵的坚守与变化分别是什么？

• 您当了近30年的编辑，主编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这种长期的编辑视角，是如何反哺您的个人创作的？在您看来，《鹿鸣》的编辑在当下更应该扮演“守门人”还是“推新人”的角色？

说到《鹿鸣》编辑，我认为，“守门人”和“推新人”的角色并不矛盾，只有在推新人和推新作上有了实绩，自然也就当好了“守门人”的角色。因此，我认为，推新人和推新作是第一位的。我当刊物主编时，始终坚守“版面第一”的理念。刊物是由作品撑着的，作品是由作者来写的。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个刊物，总要培育一批和自己刊物风格相近的铁杆作者队伍。

• 立足 600 期新起点，您对《鹿鸣》今后的办刊方向、本土文学发展有哪些期许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