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宝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大多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读书热，写作热，不少年轻人都有作家梦。我从小喜欢画画，读了一些书后也产生了当作家的想法。当时我在二机一中（现在的北重一中）当美术老师，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一次，我组织几个高中生出黑板报，登了一个高中生写的文章，题目叫《春归校园》。文笔自然，情感真诚，非常感人。许多同学和老师站在黑板报前阅读，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竟在校园里轰动起来了。这篇文章也让我感动，同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我就借这篇文章的立意，联想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从3000字写到9000字。投到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少年》杂志。一个月后，编辑来信，多有勉励赞誉之词，虽然被退稿，却有了写作的信心。从此，我开始阅读、练笔、写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80年暑假，我写了一篇孩子劝说爸爸戒烟的故事《我和爸爸》，投到了《鹿鸣》杂志社。当年第6期发表了，这是我的处女作。

我的写作之路应该说起步于轰轰烈烈的解放思想时期，起步于那时候的读书热。

马宝山：我的学历不高，只读过高小，而且蒙汉连读，基础很不扎实。当初我给报刊投稿，编辑没少下功夫给我改稿子，真是难为他们了。

教育程度对谁都很重要，包括文学创作者。不过，我们知道作家里学历不高的人不少，我也一样，走上文学道路后，组织上安排我两次上大学。一次上的包头师专文研班，一次上的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我认为对一个写作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读书和深入生活。这是作家必不可少的两门课程，缺一不可。

马宝山：是的，我也觉得很幸运，差不多每两三年就迈一个台阶。1980年末发表处女作，1983年初小说就上了省级刊物《草原》，接着上了省外刊物。包头师专文研班结业后，我就回老家阜新农村深入生活，坐在热炕头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小气老汉”更名记》（发表于《草原》）；《媒婶儿》（发表于《鹿鸣》），还获得了全国青年作者征文奖。

这再次证明，作家要学习，要深入生活。我在农村写的小说人物就是生活中人。“小气老汉”原型就是我二伯。“媒婶儿”是我舅舅邻居家一个快人快语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的小说里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因为正面写“媒婆”很有新意，内蒙古作家协会编辑出版小说集，选了《媒婶儿》。

马宝山：我写短篇小说，写中长篇小说，选材很多，想什么写什么，所以，看不出写作风格。后来，写小小说风格就渐渐显现出来了。

我的小小说大多发表在刊物上，作品总是安排在“今古传奇”“古今异闻”“世态万象”一类栏目里。这样，我的小小说就有了传奇故事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我的小小说属于笔记体。

最近，翻看上海黄先生的微读馆（庆乐随笔），一个浏览量近一千万的文学平台，推送我创作的《唐时明月——唐朝诗人故事》系列人物王维的小小说——《心有阳光》。黄先生评论：读马宝山的小小说感觉有一番风味在心头，他的历史小说就像森林最深处积满的落叶，一层覆盖一层，它们已经枯朽，粘连在一起。然而，在马宝山笔下，那些经年累月的腐叶，片片都复活，鲜润起来，丰盈起来。让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与人物被作家一一召集，还原出历史情境中的人性面貌。无论是复杂深邃，还是意味深长的人性，被作家精心改造提升，透彻翻晒，然后让他们在艺术泉水浇灌下，翠绿可爱，新鲜迷人。

马宝山：我就用第八届“金麻雀奖”评审意见回答你的问题：马宝山善于利用史料和传说，提取、转换出文学作品，将传统文化在人物灵魂中内化，由“行为”显现其独特性。作品语言朴素，自然流畅，以传统的笔法，编织出有意思的故事，给人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阅读惊喜和快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含量和生活理念，赋予了作品张力，读来震撼人心。

我两次获得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自治区政府奖），都是以一组小小说摘取此项大奖的。此外，获得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组织的多种征文奖。2008年，小小说《月亮》《金子》《尼姑庵》入选王蒙、王元化为总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江曾培为微型小说卷主编）。

马宝山：首先，要为即将动笔的小说想好一个立意，再去深入挖掘人性。我讲一个例子：爷、爹、儿子三代人给地主拔麦子。爷爷拔得腰酸背痛，爹爹拔得汗流浃背，十八岁的儿子却在麦地里东张西望，心思全不在活儿上。爷爷拼命做，想挣钱给孙子娶媳妇，早抱重孙子；爹爹拼命做，是为了多得几袋粮食为一家生计；孙子呢，全没有这个想法，东张西望盼日落回家。忽然，有一天，孙子用心拔麦子了。爷爷说孙子懂事了，爹爹夸儿子出息了，三代人都很高兴——这是故事。

我把故事延伸了一下，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里，这个故事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儿子不再东张西望，埋头挥汗如雨拔麦子。爷奇怪，爹也奇怪，这小子怎么忽然变了呢？晚上在地主家，爹发现儿子喜欢上地主家漂亮的小姐了，想娶她做媳妇，就拼命为人家干活，在东家面前拼命表现。因为人性得以开掘了，人物复杂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再按照事先确定的立意展开故事情节，就完成了一小说的创作过程。

马宝山：开始受河南作家孙方友的影响，写了不少小镇人物和土匪的小说。所以，坊间就有了“南有孙方友，北有马宝山”写土匪小小说的传言。后来，受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诗化语言和民俗美学为核心特征的淡泊隽永的写作方式影响。比如，我学步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走的就是汪老的路子。不同的是，我让一些故事再往前走一二步，让故事再曲折婉约，使人物个性更丰满鲜活一些。

比如《崂山道士》，讲一个叫王生的人，去崂山学道术。在山上待了两个月，吃不得粗茶淡饭、天天进山砍柴的苦，便要下山回家。离开道院时求道士教个小法术，道士就教了他穿墙术。王生学会穿墙口诀，演练时都能穿墙而过。在辞别师父下山时，师父反复叮嘱他莫要虚妄，否则法术不灵。王生回到家，向妻子炫耀学得穿墙术。谁知一头撞在墙上，摔倒在地，脑袋上磕了一个大包，被妻子嘲笑一番。王生非常生气，大骂道士是骗子。《聊斋志异》原文到此为止。

我把故事延续了一下：王生穿墙失败，摸着头上的包，大骂道士：枉为人师。忽听身后“呵呵”的笑声：“真是屈枉贫道了。”王生回头一看，师父站在身后“下山时一再告诫你，不可张扬，不可炫耀，你偏偏不听，吃苦头了吧？”王生低头不语，半晌才说：“错了，错了，弟子真真是错了。”“知道错了就好。”师父说：“我再教你一个小法术，神眼探水，一眼探看地下水脉，可帮助乡亲掘井取水，润泽田园，可好？”王生低头拜谢，再抬头，道人不见了。留下一张纸签，上面写着探看取水秘诀。王生背熟上面的诀文，为乡亲们选址掘井，润泽田园……

我在前面说过，一定要把人带到阳光里，要给小说人物以温度。我改编续加故事里的王生不再是虚妄张扬的人，而是帮助乡亲们挖井开渠浇灌田园的热心人。人物不再是被讥讽的对象，而是知过改过的明白人。这种改编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马宝山：从小小说写作起步是个好想法。小小说故事单一，人物就二三个，编好故事情节，写活人物，再为小说选个好的立意（主题）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小小说门槛低，一般初学者很容易上道。但是，写好、写出经典小小说就很难了。因为，文章越短越难下笔。美国作家奥莱尔的《在柏林》五百来字写一场战争。中国作家徐行的《立正》，孙方友的《蚊刑》极为典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传世之作。

因为小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不仅走进了中学、大学的课堂，还被选为中高考试题，就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写作能力。据我所知，选进课本、作阅读范本的小小说就有许多篇，选做试题的小小说也有千余篇吧。我有十多篇小小说也被选上了中高考试卷，还有几篇小小说被译为外文，在美国、日本、加拿大作为大学教材进入了课堂。

王蒙说过：写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的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多半在于一个“妙”字，短以胜长，句句抓到痒处，打到痛处。

所以，走文学创作之路，可以从小小说写作起步，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小树必成大树，小溪必成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