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正对着一张西域地图沉思。他的案前放着张骞带回来的奏报，其中一行字被朱笔反复圈点：“大宛有宝马，汗血，号天马子。”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仅看到了马，更看到了马背后广袤的西域、潜在的威胁与无限的机遇——那是一条足以牵制乃至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通道。

《史记》记载，当西域使者传来大宛有“汗血宝马”的消息后，这能日行千里、肩胛渗出鲜红汗珠的神骏就成了武帝的执念。其后，当乌孙国献上良马时，他兴奋地翻阅《易经》，援引“神马当从西北来”之句，先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更高品级战马的渴望。

一场因马而起的外交风波就此上演。汉使车令携千金及黄金铸造的金马前往大宛，求换贰师城的汗血宝马。傲慢的大宛国王拒绝了，汉使愤而“椎破金马”，大宛则截杀汉使。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这场第一次远征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惨败。但汉武帝不惜“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倾全国之力再度西征。三年后，汉军兵临城下，大宛贵族杀国王、献马求和。

当数十匹汗血宝马终于踏进长安城时，汉武帝亲自作《西极天马歌》。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表面为马，实则一举打开了汉朝经略西域的大门。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安城外的九嵕山。这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北司马门内，曾矗立着六块巨大的青石浮雕——这便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每一块石刻，都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李世民曾为它们一一亲撰赞语，字字铿锵：飒露紫、拳毛騧、青骓、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每一匹都是李世民从秦王到天子的生死见证。

这些浮雕由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图样，无名匠人悉心凿刻而成。战马结实的肌腱、飞扬的鬃毛、中箭后依旧不屈的神态，被永恒定格于青石之上。这不仅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更是大唐开国武功的纪念碑——马背上打下的江山，终究以马的石刻来铭记。

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让这批国之瑰宝饱受劫难。民国初年，国内文物贩子勾结境外势力，将六骏拆解盗运。其中，“飒露紫”与“拳毛騧”被粗暴切割，先被运至北京，意图售予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袁以石刻残损为由拒收，两骏后被美国古董商购得，远渡重洋，今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另外四骏在盗运过程中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拦阻，虽免于流失海外，却已遭不同程度损毁。2010年，中国学者首次赴美对海外二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2017年，陕西文物部门借助数字技术，令六骏在屏幕上实现“重聚”。然而，实物归国之路依然漫漫——它们不仅是石刻，更是一段被割裂的民族记忆。每当我们在博物馆的复制品前驻足，那些残缺的痕迹仿佛仍在诉说：国家强盛时，骏马载英雄驰骋天下；国力衰微时，连石头刻的马亦难以保全。

时间跳转到明永乐年间。北京昌平天寿山下，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享殿前，也曾矗立八座石马——长陵八骏。这显然是对唐代昭陵六骏的追慕与致敬，但每一匹石马背后，都承载着属于永乐朝的开国记忆。

据明代笔记《双槐岁钞》记载，八骏各有名号：龙驹、赤兔、乌兔、飞兔、飞黄、银褐、枣骝、黄马。它们随朱棣历经靖难之役的大小血战，每一匹都曾中箭负伤。

郑村坝之战中，龙驹中箭，由都指挥丑丑拔箭救马；白沟河血战中，赤兔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护主换骑；东昌之围时，乌兔中箭，都督童信亲自拔箭救马……石雕虽无言，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却仍能想见朱棣如同当年的李世民一般，亲冒矢石、冲锋陷阵。马背上的伤痕，正是王朝鼎革之际刀光剑影的印记。

有趣的是，朱棣的坐骑中再现“赤兔”之名——这二字跨越千年，自三国至明代，始终是良驹的代称。八骏名中多含“兔”字，如飞兔、乌兔、赤兔，或许正暗合古人“骏马迅疾如兔”的想象。可惜的是，长陵八骏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均不如昭陵六骏完整，它们静静立于十三陵的苍松翠柏之间，仍在等待后人更深入地解读那段“马背上的靖难”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