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思的边缘》汇聚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生活、工作以及更广泛社会现象的观察，展现了作者在不同领域和层面的思考。本书不仅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也是对读者的一次心灵邀约，邀请大家在生活的喧嚣中寻找宁静，在工作的忙碌中寻找意义，在人生的旅途中寻找方向。
□张伟
从教四十年，对一个人的读书状态能够做出基本的衡估。坐下来和对方聊一聊，或者读他的一两篇文章，大致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在沉思的边缘》，反映出作者在国学方面扎实的功底和深入的思考。作者阅读量之大、阅读面之宽，令人钦佩。而且，不是浏览，是剀切的研读。
傅民同志浸淫于典籍之中，游刃有余，以我注六经的严谨态度，旁征博引，钩沉索隐，无疑是潜心啃过原典的。在这本书里，儒释道，融会贯通；经史子集，互为参证。
有人张口闭口“国学”云云，好像国学是他们家小院里栽种的茄子辣椒，可以随便采摘。谬也。我写文章，慎用、不用“博大精深”这个词，而国学的确是博大精深的，很多人都还没有登堂入室。于是我们看到，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从国学中挑拣一些哲理性的句子装潢、点缀，就自以为是国学通人了。国学被这些人玩坏了，因而常常被污名化。
国学之不易得，至少有三难。其一，文言文的文本，言文分离，有些篇什佶屈聱牙，非有小学、训释之功，是啃不下来的。文言文以单音节词为主，即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粗通文墨者望文生义，以今释古，谬以千里，常常笑话百出。其二，四库之二曰经、曰子，多哲学论著，“形而上者之谓道”，思辨性强，抽象度高，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很难把握其精髓。其三，有些学问，自带神秘色彩，或被后人附会上了神秘的光环。老庄，就是这样。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不知所终，活了五百岁云云，不神秘吗？魏晋时期的哲学，更以玄学相标榜，玄而又玄，这些都是需要祛魅的。
儒道互补，是老话题了。儒家主建构（“文之以礼乐”“修饰之”“润色之”），道家主解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儒家讲入世（“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道家讲出世（“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儒家推崇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标举无为（“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有了儒和道这两种矛盾着又补充着、增益着的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才好安身立命，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找到心理上的制衡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的心理平衡了，这个世界才会是和谐的。人的心理倾斜了，世界也必然颠三倒四。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心理这面镜子看世界的。佛教传入，中国化而成禅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佛教本来是让人弃绝家庭的，到了我们这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居然有了送子观音。宋明两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儒为宗，融入道、释，三教合流，推动着中国思想的发展，形成开阔而肥沃的三角洲。作者克服了一些人把某种思想定于一尊的偏狭，兼收并蓄，转益多师，而又能鉴别良莠，去伪存真，刮垢磨光，发掘之，弘扬之。
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古代老百姓通过观赏戏曲接受哲人的思想，从而谙熟为人处世之道。《边缘》一书也多处以生动可感的戏曲作品来诠释抽象的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血肉丰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针对厚经薄史指出，六经皆史。经与史互证，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边缘》一书正是这样的路径，翔实而确凿的史料，与立论相得益彰。作者对宋型文化的推崇，就表达了很有价值的观点。有时参之以西方文明，在异质的坐标系里，看得更分明，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命题。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开阔视野。新闻人出身，仍然葆有这种职业敏感，古今勾连，用事实说话，以当下发生的典型事件相佐证。
书名里的“边缘”，显然是作者的自谦，非边缘也，乃正道也，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高扬价值理性，守正而能创新。正如代序标题所示，良知、敬畏，是这本书可以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构成了这本书的纲领，在我看来，这也是切中当下症候的要害所在。作者思维的触角伸展得很广远，在“第二个结合”上致思，聚焦于文明的大课题。六经注我，我想改一个字，六经烛我，这个“我”，可扩延为广义的今人，用先贤的思想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作者没有泥古不化，而是取学以致用的精神，正本清源，而后开出思想处方。
概念常常成对出现，《周易》就拈出阴阳这一对核心范畴。我理解，辩证法在成为方法论之前，对立面的统一，它首先是客观事物的本来样态，哲人以其智慧揭橥了世界的奥妙，如此而已。我们看到，《边缘》在相对待范畴之间展开思考，灵与肉、精神与物质、文化与文明、有用与无用、知止与进取、富与贵、有意义与有意思，等等，“既要……又要……”的句式，也成为一种表征。
当下的文化生态，浅阅读是个痛点。如果说，一介平民的浅阅读，束缚了他个人的认知阈限，那么，领导干部的浅阅读，就会对决策、理政带来负面影响。应邀到各单位举办讲座，发现会议室主席台上的会标都是一样的，中间偏上有“道德讲堂”四个字，敦敦实实的，电脑里有的字体，我说不出是什么体。左下角是老子像，右下角是雷锋头像，戴皮帽子那幅。第一次见到，没多想。后来去其他单位讲课，看见如出一辙，不，本出一辙，原来是有关部门统一设计，要求各单位如法炮制的。雷锋的头像出现在道德讲堂的会标上不难理解，他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是精神上永不落山的太阳。老子像怎么也成了道德讲堂会标的设计元素呢？我想了想，大概因为老子的五千言著作叫《道德经》吧。然而，殊不知，此道德非彼道德也。古汉语里，单音节的词为主，“道”是一个词，“德”是一个词。《道德经》里，“道”字出现73次，“德”字出现45次。何谓道？大家都熟悉一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省去中间的数字，可缩略成“道生万物”，意即道是世界的本源，引申为事物的规律。何谓德？“德”是个通假字，也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今人写错别字不能原谅，古人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字不够用，就借用了，一字多义极其普遍。就像单位人手少，一个人负担好几摊工作，是一个道理。“德”与“得”通假，是“得到”的意思，在这里，可意译为“掌握”。因此，《道德经》书名中的“道德”可以解释为：世界的本源、事物的规律，以及人对规律的掌握。可见，它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伦理道德”中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伦理学里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该文集还收录了作者十余年前的几篇随笔文章，如《谁是贵族》。该文是有感于当下只追求物质之“富”而忽视精神之“贵”，造成一些人头脑中的意识混乱而生发的感想。作者引用《随笔》杂志一篇题为《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中的一段话“贵族的内涵是学识、是教养、是道德、是尊严、是文明、是理性、是仁慈、是情义，是世代门风培育出来的做人品格”，来厘清当下、尤其是年轻人对所谓“贵族”的认识误区。在论及过往的贵族“骑士风度”时说“这实际是一种发自内心、骨子里的东西：彬彬有礼、慷慨仁慈、勇敢正直，为信仰甘愿奉献生命和青春”。文章还说到“孔子、司马迁、李白、岳飞、杨家将、文天祥正是以其对信仰和尊严的抵命保卫、对炙热家国情怀的忠贞护佑，才成就了中华民族最可期许的高贵血脉承续”。这些文字表达，也与作者始终推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气节”一以贯之。
浅阅读，就我所接触的一些干部，大都没能逃过此劫，信息渠道单一，读物浅显以至错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而无暇阅读，阅读量小得可怜，使得他们的思维搁浅在沙滩上了，难免跌落成指鹿为马的笑料。这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了，而关乎地区事业的发展。想必作者痛感于此，用了一连串的短语，“快餐式传递、浅薄式演绎、功利式表达、流量式吸睛”，笔伐之，针砭之。建议有关部门，以《在沉思的边缘》的出版为契机，在干部中倡扬学习的风气，让阅读充实内心，资政益智，进而提升干部的理政效能。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收录14篇历史特写，聚焦拜占庭陷落、滑铁卢之战、南极探险等决定人类命运的瞬间。书中展现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的碰撞，如拿破仑因格鲁希的犹豫而败北，列宁乘封闭列车点燃革命。茨威格以戏剧化笔触刻画英雄与失败者，揭示历史转折中的偶然与必然。
□梁学东
在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著作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它。”这句话揭示了茨威格历史观的核心——历史本身具有戏剧性和诗性，那些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瞬间往往充满偶然与意外。
当我们捧起《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跟随茨威格的笔触，一种激动、追问的心流悸动不已。从太平洋的发现到南极探险的悲壮，从《马赛曲》的诞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救赎，一个深刻的悖论逐渐显现：那些被我们奉为“英雄”、“天才”或“伟人”的历史主角们，在决定性时刻来临时，往往并不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准备或优势。他们之所以成为“群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恰好站在了历史光束照射的位置。这种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构成了对传统英雄史观的一次温柔解构。
茨威格在书中选择的十四个历史瞬间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角们几乎都是被命运推上历史前台的普通人。不妨看看这些人物：太平洋的发现者巴尔沃亚是一个为逃避债务而躲进木桶的亡命之徒；创作《马赛曲》的鲁热只是个业余音乐爱好者，此后再无杰出作品；决定滑铁卢战役命运的格鲁希元帅是个平庸的指挥官；甚至文学巨匠歌德，在写下《玛丽恩巴德悲歌》时，也只是一个为少女爱情而痛苦的七旬老人。茨威格刻意避开了那些准备充分、理所当然的历史时刻，而是聚焦于各种阴差阳错、歪打正着的转折点。这种选材本身就在暗示：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存在于计划之外，英雄与凡人之间的界限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
在《逃向苍天》一章中，列夫·托尔斯泰的死亡被描述得极具象征意义。这位文学巨匠晚年离家出走，并非出于某种崇高的预先规划，而是在家庭矛盾与内心挣扎中的仓皇逃离。茨威格写道：“这位83岁的老人像小偷一样在黎明时分溜出自己的房子。”这个形象与人们心目中伟岸的文豪形象相去甚远，却更接近人性的真实。托尔斯泰的死亡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但这种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后人赋予的，而非他本人精心设计。同样，《南极探险的斗争》中的斯科特队长，他的失败比许多成功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的心灵。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意义与个人意图之间常常存在巨大鸿沟，正是这种鸿沟体现了历史的讽刺与深刻。
格鲁希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的犹豫不决，成为茨威格笔下“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的典型案例。拿破仑的命运，乃至整个欧洲的格局，悬于一个平庸将领的一念之间。茨威格以小说家的笔法重现了那一刻：“格鲁希思考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这一秒钟的思考没有任何非凡之处，格鲁希只是按照常规军事逻辑做出了保守决定。然而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普通选择，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被无限放大。茨威格似乎在问：如果那一刻格鲁希突然灵感迸发，或者传令兵早几分钟发现普鲁士军队，欧洲历史会不会完全不同？这种对微小偶然的强调，放大了偶发因素的独特作用。
在《黄金国的发现》一章中，瑞士移民苏特尔发现加州金矿的故事尤为耐人寻味。这个原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终却在财富带来的混乱中失去了一切，沦为乞丐。苏特尔的故事揭示了历史进程中意图与结果的荒诞背离——他发现金矿本是为创造财富，却引发了淘金热，导致自己的庄园被侵占，家庭破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法律诉讼虽然获胜，却无法执行，因为新成立的加州政府无力对抗淘金者形成的“自然力量”。苏特尔个人的悲剧成就了旧金山乃至加州的繁荣，这种个体与历史洪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构成了历史最残酷也最深刻的悖论。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最为感人的篇章之一，《封闭的列车》，描写列宁从瑞士经德国返回俄国的历史性旅程。茨威格生动刻画了这一事件的偶然性：德国为削弱俄国而允许列宁过境，这一实用主义决策无意中为十月革命创造了条件；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的幽默感——德国将军们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战术安排，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世界格局。茨威格写道：“这列封闭的列车就像一发炮弹，射向了彼得格勒，摧毁了一个帝国。”
茨威格的历史叙事具有明显的文学化特征，他笔下的历史时刻充满戏剧张力、心理描写和细节重构。这种写法本身就在启示我们：历史的意义与真相究竟是什么。当读者为《马赛曲》的诞生而心潮澎湃时，茨威格不忘告诉我们，作者鲁热此后碌碌无为，甚至记不清自己那晚创作的具体情况；当读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前的赦免而松一口气时，茨威格揭示这一经历如何永久创伤了作家的心灵。这种处理方式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光环在当时可能无从谈及或黯淡无光，那些“闪耀时刻”在发生的当下，可能混乱、偶然且意义不明。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出版于1927年，彼时茨威格尚未经历纳粹上台、流亡巴西和最终自杀的人生最后阶段。但书中流露出他的历史非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或许源于他对一战前后欧洲文明崩溃的观察。茨威格自己既不相信历史进步论，也不认同英雄创造历史的简单叙事，他更倾向于将历史视为一种复杂混沌系统，其中微小偶然可能引发巨大后果。他的这种视角既保留了人的能动性，又否定了简单的英雄崇拜，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维度。
在当今这个强调个人能力与自我实现的时代，茨威格的启示尤为珍贵：我们既不必因自觉平凡而放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也不应盲目崇拜那些被历史选中的“明星”。历史的戏剧性恰恰在于，下一个转折点可能就在某个普通人的普通决定中酝酿。正如茨威格所言：“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在这些时刻到来时，我们或许无法预知自己的选择将被历史定义为何种模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保持人性的敏感与勇气，始终是对抗历史混沌的最好方式。 那些被命运选中的凡人，既是普罗大众的缩影，也是人性光辉的见证——在永恒的天幕下，每颗星辰都曾是凡人，而每个凡人都可能成为星辰。
在茨威格看来，历史没有剧本，那些最耀眼的星辰，也不过是恰好被历史探照灯捕捉到的凡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既能对历史保持敬畏，又能对自身潜力怀抱希望——在适当的光线条件下，任何人的轮廓都可能被投射成历史的巨人。
《昆仑约定》是毕淑敏20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为背景，讲述女卫生兵郭换金等战士在极端环境中坚守国界、淬炼生命的故事。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刻画戍边战士的家国情怀与人性光辉，展现理想主义与残酷现实的碰撞。全书近70万字，被誉为“高原军人的生命史诗”。
□李春燕
合上书页时，窗台上的绿萝正舒展着新叶，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暖融融的光斑。这寻常的午后，却因《昆仑约定》里的昆仑雪山，变得格外不同——那些在海拔五千米的冰原上挣扎、坚守、绽放的生命，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里，被忽略的重量与温度，也让我们对生活本身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们总在抱怨生活轻飘飘的，抓不住重心。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我们早已不必为生存殚精竭虑，却在安稳中丢失了生活的锚点。可昆仑山上的人从不用纠结“意义”二字——当呼吸都需要拼尽全力，当一场风雪就可能改写命运，活着本身就成了最坚硬的支柱。他们为战友缝好伤口时专注的眼神，为牧民接生时绷紧的神经，在界碑前站成雕塑时挺直的脊梁，这些具体的事像坚韧的绳子，把零散的日子串成了有重量的生命。反观自己，常常在“今天要不要点外卖”“周末去哪里玩”的琐碎里打转，不是日子太浅，是我们没给它装上“承重梁”。就像邻居张阿姨，退休后总说“日子空落落的”，直到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每天帮老人买菜、给孩子辅导功课，脸上的笑容才重新有了光彩。或许生活的意义从不在远方的宏大叙事里，而在“把这杯热水递给生病的同事”“把这篇稿子改到满意”的具体里，像昆仑的战士们那样，让每一个动作都扎根在真实的需求里，日子自然就稳了。
从生活的重心转向生命的韧性，书中的苦难也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我们总在刻意回避苦难，将其视作不幸的标签，仿佛提及便是对生活的辜负。可《昆仑约定》里的苦难从来不是用来卖惨的，它更像一块试金石，滤去浮尘，显露本真。麦青青从带着优越感的“镀金者”变成能在雪地里跪救伤员的战士，不是因为苦难有多浪漫，而是苦难扒掉了她身上的虚饰，让她看见自己心底的柔软。这让我想起去年夏天，小区遭遇暴雨内涝，平时总抱怨“人情淡薄”的王大哥，第一个蹚着齐腰深的水帮一楼住户搬家具；那个常说“工作没意思”的同事，在疫情期间主动申请值守单位，连续半个月没回过家。苦难从不是值得炫耀的勋章，它只是帮我们擦掉蒙在心上的灰，让我们看见自己本来就有的温度。原来我们不是冷漠，只是太平顺的日子里，那份善意被藏得太深了，需要一点风雨来唤醒。
当我们读懂了苦难中的善意，便更能体会那些藏在细节里的联结。书中那些没说出口的约定，远比任何誓言都动人。战士们分食一块压缩饼干时交换的眼神，递过暖手宝时沉默的默契，临终前那句轻得像叹息的“拜托了”，这些细碎的瞬间里藏着最结实的联结。我们总在追求“轰轰烈烈的情谊”，却常常忽略母亲电话里那句“不用惦记”背后，悄悄晒好的棉被；忽略朋友吐槽“你真麻烦”时，默默放在桌上的感冒药；忽略同事争执后，趁你不注意塞进抽屉的润喉糖。前阵子我发烧在家，本不想声张，却在傍晚收到楼下阿姨发来的消息：“看见你家灯没亮，给你熬了点粥，放门口了。”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任何安慰都暖人心。这些没说破的默契，才是生活里的承重墙。原来最好的关系从不是天天说“我爱你”，而是像昆仑的雪一样，无声无息，却能覆盖所有角落，把彼此的生命连在一起。
合上书时，夕阳正为绿萝的新叶镀上金边。忽然明白，昆仑的风雪与都市的霓虹，本质上并无不同——生活从来不是用来比较“谁更苦”或“谁更甜”，而是无论在何种境遇里，都能找到值得坚守的目标，看见藏在细节里的善意，珍惜那些不必言说的约定。就像昆仑山上的战士们，他们或许从未想过“伟大”，只是认真地活好每一天，守护好眼前人，却在不经意间，活成了我们心中的光。而这份光，其实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只待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力去守护。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