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庆之一,其起源众说纷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古代驱傩与道教三官祭祀两大源流,而这两种起源,在老包头的元宵习俗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历经百余年传承,逐渐融合共生,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节庆文化。

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依赖自然生存,对疾病、灾荒等未知灾祸充满恐惧,一旦遭遇,就认为是“邪魅”作祟。为了驱除不祥、祈求平安,先民们会在每年腊月或岁首,举行驱傩仪式,由巫师或勇士装扮成神兽、鬼怪的模样,手持法器,四处巡游舞动,击打锣鼓,以求震慑邪祟、驱散瘟神,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古朴的仪式,逐渐褪去了原始的祭祀色彩,融入民间娱乐元素,演变成了元宵节期间的社火活动。
社火队伍中那些头戴面具、身着奇异服饰的表演者,在锣鼓声中挥舞彩绸,走街串巷、舞动跳跃,显然还残存着远古驱傩的影子。许多老人们至今依然坚信,社火队伍走过的地方,邪祟就会被驱离,新的一年必将平安顺遂。这种承自远古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了老包头元宵社火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而源于道教的三官祭祀,则更具宗教色彩与仪式感。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民间又多讹传为天地人三官,分别指尧舜禹),道教典籍中记载,天官主赐福,地官主赦罪,水官主解厄,他们的祭祀日分别在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后来,民间逐渐形成了在上元节祭祀三官的习俗。据说三官喜欢热闹,于是,人们通过举办唱大戏、闹社火、放焰火、上供祈福等各种娱乐与祭祀活动,酬谢三官的庇佑,娱悦神明,进而祈求赐福、赦罪、解厄,送走瘟神,迎来吉祥。因此,平常所谓闹元宵,在包头地区也叫闹三官,由于一味地追求红火热闹,所以也称之为“胡闹三官”和“大闹三官”。既是酬神娱神的方式,也是庆祝节庆、释放喜悦的载体,两种功能相互融合,让老包头的元宵节既庄重又热闹,既虔诚又欢快。




通常情况下,旧时包头各地的元宵社火活动都由三官社组织进行。三官社的划分是以居民点、自然村为单位的,每个村子或城镇里,往往有好几个三官社。三官社是民间自发成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它的组建与运作,不仅体现了老包头人的团结协作精神,更成为西口移民凝聚情感、传承文化的精神纽带。
三官社的核心管理层,由民众民主选举产生,分为社首和会首。社首是三官社的最高负责人,通常由德高望重、办事公正、有组织能力的乡贤或大商号老板担任,负责统筹规划社内的各项事务;会首则协助社首工作,可设若干名,各自分管不同的领域,分工明确,确保三官社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老包头,能够当选为三官社的社首或会首,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深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为了更好地组织元宵活动,三官社还下设了多个分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秧歌社和高跷社,有的地方还有龙灯社、花船社、烟火社、九曲社等,各司其职,负责组织不同的社火活动,共同打造热闹非凡的元宵盛会。
三官社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布施”和摊派筹集,元宵节前,会首等前往各商号、富户家中,征集钱物,用于元宵节的各项费用,如准备供品、搭建三官棚、聘请戏班、制作焰火、修缮社火道具、购置清油大炭、灯烛纸札等。大商号和富户们对三官社的布施十分积极,希望通过布施祈求神明庇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同时也是一种回馈社会、彰显实力、积累声望的方式,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与尊重。普通老百姓的布施很少,基本属于摊派“份子钱”(名叫平安钱)性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而已。三官社筹集到的钱财和物资,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建立详细的收支账务,元宵节期间,张贴公布在三官棚子的墙壁上,接受全体社员的监督。
三官社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三官庙与三官棚子展开。在大一点的村镇,通常都建有三官庙,小村和居民点没有庙宇,闹社火的时候,就要搭三官爷棚子。三官爷棚子有非常考究的,以木头组件组合而成,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类似于佛龛小庙,过后可以拆卸保存;也有的比较简陋,只是用松柏树枝围成棚子样,周遭扎编上红布绿叶,里面供上三官像,门口贴上春联,就算是立起神道了。随着商业的繁荣和社区的逐步固定,老包头城内在召梁、官井梁、南门里、南圪洞等处都建起了固定的砖木建筑式三官庙,其中常年供奉着三官神像,接受民众的日常祭祀以及元宵节时的参拜。
关于三官棚子,民国《包头市志》有较多的记载:“至十五日元宵节,自十四日至十六日悬灯彩,沿街建木棚,以祀三官,点旺火,唱秧歌,男女游观,晚间尤甚,名曰灯节……考此处之三官棚,他处无有,不知所祀为何人。而其棚制造甚精,庄严灿烂,甚为美观,各有榫卯,过时拆卸。各街各巷,各置一座。因古无庙祀神,相沿成风,在清季实为最盛,亦点缀年华之一景也。”据老年人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旧时的老包头城里,主要有关帝庙街、瓦窑沟、炭市、草市、榆树沟、文昌庙、前街、金龙王庙街、南门里、富三元巷等二十几处类似的三官棚子,其中以草市街者最为壮观,仿照宫殿样式,飞檐出厦,雕梁画栋,极其富丽堂皇,执全市之牛耳。因为该处的三官社同时也是所谓西夏社,其成员主要为前后街的各大商号,资本雄厚,最初修建三官棚子时,特意聘请外省工匠精心打造,耗资巨大。因为组件太多,每年起盖拆卸,只有松木行大德森商号的老葛师傅能够司其事,其他木匠铺根本不能胜任。草市街三官棚子坐落于三岔路口的台地上,前边不远处立着高高的牌楼,棚内正中画有三官大帝神像,墙壁上是彩绘故事,香案上摆放着香炉、烛台,供有各种面食、三牲等物,香烟缭绕,磬声叮当,吸引着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地前往叩头祈愿。旁有鼓匠费力吹打,平时打更的更夫化身道士,击磬的同时还要售卖所谓能长命百岁的红线穗儿等。


老包头的元宵节,节俗活动极为丰富,早在节前,大商号以及各果食铺等就通过各种形式营销特制元宵,或发广告,宣传其货真价实,或印制元宵票,散发推销。当年最好的元宵是用山西晋祠特产的江米粉做皮,糖、桂花、玫瑰、山楂、芝麻、核桃仁、青红丝等做馅,在笸箩中“六蘸六滚”制作而成,以复德和、世合和、平康里“众香村”的桂花元宵和玫瑰元宵最为著名,软糯筋道,香甜可口,遐迩皆知。
元宵节,又称灯节,灯火是元宵节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也是老包头元宵节最璀璨的风景。家家户户与春节一样,从正月初八日开始,就将宫灯、纱灯、走马灯、灯笼串等悬挂在自家的门口、屋檐下,称为“上灯”。所有的商号,尤其是广恒西、复新和、德华兴、大德成、复德和等大商号,更是重视灯火布置,均花费大量的钱财,彰显其实力,聘请专业工匠,制作各式各样的花灯,悬挂在商号门前,既照亮了街巷,也吸引了观灯的民众,为商号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意味。文献记载,“俗传十四日神逛灯,十五日人逛灯,十六日鬼逛灯。在此三天之内,街头上各大小商号,每值傍晚时分,家家悬灯结彩,又各铺门前,燃烧旺火,照耀如同白昼。市民男妇老幼,因终岁勤劳,毫无暇时娱乐,故均在此灯节日,大家必恣意游逛,尽情娱乐,以偿夙愿。尤其在十五日人逛灯之佳日,更是热闹非凡。有各种秧歌,如高跷、车车之类,来往街头,鼓乐喧天。观众来来往往,前拥后挤,络绎不绝,其热闹之盛况,又非楮墨所可形容尽致也。”
南圪洞四道巷三官庙前,每年在元宵节前,就会栽立起秋千架、胡悠悠两种器械,任市民公开运动。老包头俗谚说:“悠一悠,活个九十九;跌一跌,活一百。”男女老少的市民们为了讨口彩,都争抢着前往游乐,不小心摔下来,也毫不介意。因为物少人多,分配不暇,打架口角的事情时常发生,这也是老包头元宵节年俗活动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而在财神庙,一过正月初八,就陆续有“青龙社”等行社聘请知名戏班,演唱社戏,谓之“同乐戏”,取与民同乐之义。好戏连台,那些誉满塞外的晋剧名角如水上漂、狮子黑等纷纷登场献艺,台下看戏的人层层叠叠,鼓乐丝弦之声与小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更加烘托出元宵节前的红火氛围。
元宵节期间最热闹、最核心的活动,是社火表演,也是老包头人庆祝元宵、释放欢乐的主要方式。老包头的社火,融合了山西、陕西原籍地的社火技艺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形成了独具西口特色的社火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而且,因为一个地区的三官社众多,各社上街献艺时,为了避免活动项目的雷同,日久天长,逐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拿手好戏。有的专攻舞龙灯,有的擅长耍狮子;有所谓“文社火”,锦绣衣裳,粉墨登场,或者抬阁、脑阁、担阁、大头和尚戏柳翠;或者跑旱船、扭秧歌、踩高跷、拉太平车,着意表演民间传说故事;又有所谓“武社火”,注重武术展示,抬手动脚,彰显其勇武强壮,在街区穿梭表演时,无不尽力炫耀逞能,都想把对方的威风压下去,有时候两家遇到一起,就难免要发生争斗,颇像电影《黄飞鸿》中的舞狮情景。所以,旧日又有俗谚说:“社火社火,叫人上火。”由此可见,当时元宵节“大闹三官”热闹程度可见一斑。




老包头元宵节通常历时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三天,以正月十五最为红火。白天,万人空巷,人们摩肩接踵,尾随着社火队伍,在锣鼓喧天声中走街串巷看热闹,把前街后街、穿行店以及各大商号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高跷、秧歌有时还会进院落表演,各住户、商号财东都乐呵呵地给予报酬。老包头的高跷表演,不仅技艺高超,还融入了民间故事与戏曲元素,艺人们会装扮成《白蛇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民间故事和戏曲中的人物,如白蛇、青蛇、孙悟空、猪八戒、关羽、张飞等,一边踩着高难度的高跷花样,一边演绎故事情节,既精彩又有趣,深受民众的喜爱。特别是二八猴和老媒婆的滑稽互动,往往引得观众捧腹大笑。其中最著名的高跷艺人,便是小画匠和二召梁,他们二人技艺精湛,在高跷上的表演,身姿婀娜,动作轻盈,仿佛在翩翩起舞,博得无数民众的追捧与喝彩,成为了老包头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晚上,狂欢达到高潮,社火队伍再次出动,主要在十字街头、广场空地及大商号门前表演,围绕旺火表演时,商号时不时地给旺火添加清油,旺气冲天,升腾的火光映照在人们兴奋的脸庞上。年轻的红男绿女们,手执灯笼遍游全城,极为热闹,真所谓“红火不过个人看人”。古人则称之为“金吾不禁元宵夜,玉漏莫催看灯人”,描写元宵夜的热闹。
午夜时分,各种爆仗、礼花腾空而起,整个老包头城笼罩在火光烟霭之中。有些大商号组成的社团组织,还在邻近的广场上举办焰火晚会,燃放能工巧匠们制作的各类焰火,如满树林、猴尿尿、三打金弹、九莲灯、起火带炮、炮打紫禁城等,火花耀目,花样翻新,令人大声叫好。漫天飞舞的焰火与璀璨夺目的花灯相互映衬,营造出“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壮丽景象。
包头地区的许多较大村落中,元宵节夜晚还有转九曲的习俗。转九曲,又称黄河九曲灯会、灯游会,它是汉族民众“走西口”时由晋、陕等地传入的,而灯会的九曲阵,据说是来源于《封神演义》中云霄娘娘摆下的“九曲黄河阵”。
九曲黄河阵的布阵方法,是在一平坦的广场上,用361根杆子,等距离地横竖各置19根,扎成一个正方形阵图,东、西、南、北、中共分为九个曲阵。每根杆子上搁放一盏彩灯,然后用细绳子或高粱秸秆等按一定路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回环往复的迷魂阵。进阵之后,只能按特定的路线前进,才可顺利出来,反之会误入歧途,越转越迷。九曲阵的中间是一根又粗又高的杆子,叫作老杆,上面的装饰,或者是麒麟送子、“混元气斗”,或者是盘旋巨龙,十分气派。九曲阵的正门上搭着牌楼,横悬一块巨匾,上书“九曲盛会”“九曲灯会”等字,两旁标着进口和出口,以指示游人的行进路线。
转九曲时,先由三官社的秧歌队领路,敲锣打鼓,每进一个曲阵,都要停下来,唱吉庆秧歌调,红火热闹一番,群众则尾随其后,缓缓而行。当然也有单人或结伙转九曲的,转至中心老杆处时,人们都要抱住老杆摇上一摇。俗谚说:“抱老杆,一百三。”“摇一下,活一百。”祈求长寿。又说谁能顺利地转完九曲,可以消灾免难,一年之中大吉大利。而如果乱钻乱跨,不按路线行走,则是不吉利的。民间有“转九曲五谷丰登,抱老杆祛病消灾”的说法。
黄河九曲阵里头的彩灯叫灯碗碗,多数由还愿的居民用任意的材料制成,安放在木杆之上,灯的四周糊上红黄紫绿各种颜色的花纸,内置灯瓜瓜或土豆等剜成的容器,添上麻油,安上灯芯,入夜之后点着,远远望去,五光十色,花花绿绿十分好看。
清代,包头城、萨拉齐城里,元宵节还有扮灯官爷的风俗活动。民间相传,姜太公封神,封到最后,轮到自己时,无神可封,就自封为灯官,专司掌灯及正月十五放灯之事。于是,民间到元宵灯会期间,选一人装扮成灯官爷,穿官服,戴官帽,手持长杆烟袋,一副旧时官员形象,坐独龙杠或官轿,前面有锣鼓开道,旁边有兵丁衙役,耀武扬威,游行街市,吹毛求疵地查看各家上灯情况,遇到黑门暗户者,旺火垒得不高的,象征性地做一些惩罚,完全是为了娱乐大众。民国《归绥县志·民族志·岁时》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元宵节,自十四至十六日笼旺火,张灯彩,以元宵祭祖。元宵前一夕,接灯官。灯官由灯社推举,必以语言滑稽引人发笑者为之。翎顶袍褂,乘肩舆,赴龙王庙焚香叩拜,呵殿而出。执旗者、背印者乘马随之,龙灯前导,亦游戏之一种也。”所记与包头地区风俗毫无二致。
《绥远通志稿》的记载则更为清晰地还原了老包头元宵节的热闹场景:“上元日,俗名灯节,城乡多扮灯官、踩高跷、唱秧歌。各大街设棚,迎三官神像于其中。十四至十六日各晚,放焰火,沿街张灯结彩,旺火并列,歌呼动地,鼓吹喧天,男妇游观,填闉塞巷,行者如蚁,聚者如堵,尽情游戏,丙夜始归。城乡秧歌皆扮各种杂剧,如高跷、船灯、狮子、技击诸戏。城市则绕街而行,或入院作歌,乡村则否。至灯节日,按门前所设旺火,挨歌而过。歌时,唱者居中,余皆绕圈而走,俗名跑圈秧歌。城乡各地,亦有作九曲灯者,于郊外旷地,结秸为阑,置三百六十,方十丈许,其中曲折通行路。向夕灯火通明,五色灿烂如锦。萨、包一带,山场产炭,于灯节前垒炭如高阜,至期发之,火光烛天,数日不熄。入夜望之,状若火塔,亦壮观也。”




如今,老包头的元宵节俗已渐行渐远,当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回望,那些锣鼓喧天的社火影像、璀璨夺目的灯火盛景、香气四溢的元宵滋味,依然能清晰地浮现于眼前,仿佛穿越百年时光,再一次置身于那个万头攒动、欢歌笑语的上元之夜。老包头的元宵节,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节庆,它是中原文化与塞外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更是老包头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寄托。
来源:《包头日报》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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