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涛

毛岱官渡：黄河北上的百年津渡

毛岱，蒙古语“毛都太”，汉语意思为“有树的地方”。毛岱村今属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管辖，萨凉公路与河将公路穿境而过，自古就是沟通黄河南北的交通要道。

清初，噶尔丹屡犯清境，从1690年到1696年，康熙亲率清军三次征伐，其中最后一次在今毛岱村附近渡黄河时，当面向管旗都统下达谕旨，在毛岱设立官渡。范昭逵在《从西纪略》中也有记载：“八月二日，从毛岱抵哈喇乌苏，二日抵鄂尔格逊，四日抵泊头。”与毛岱同一时期命名的还有湖滩河硕官渡（今托县河口镇），这两处官渡是黄河流经绥远境内的主要口岸。未设官渡前，沿河各地渡口林立，仅毛岱附近就有十六处之多。之所以在此两处设立官渡，是因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设置杀虎口驿路时，驿路至归化后又分出两条线路，偏西的一条去乌拉特三公旗，要在毛岱过河，另一条归化到鄂尔多斯要从湖滩河硕过河。加之当时陆路交通不便，从黄河上游西宁、兰州、银川、后套等地经水路用船筏下运的皮毛、药材、粮食、盐、特产等货物，大部分都经由这两处官渡运输，然后再由陆路运抵口里各府道州县及京津等地。

据当地老年人讲，从乾隆到咸丰年间，毛岱渡口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时有商铺83家，当铺6家，周边村庄为此也开设不少的饭庄和车马大店。另据毛岱村清代《重修龙王庙并戏楼碑记》记载，那时的毛岱知名商号有复聚魁、复兴永、广泰公等，村内建有精美的楼阁、庙宇、戏楼等，是周边地区最繁华的地方。当时毛岱官渡设防御一员、骁骑校一名、兵十五名，备有官船两只，承运公文传递，监管过往行人，缉私盗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设“由北京出居庸关到一台（站）杀虎口……四台毛岱多浑，五台沙尔沁……再西至乌里雅苏台的兵道驿站。”这说明毛岱不仅是官渡所在，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驿站。随着毛岱渡口的日益繁华，摆渡的人越来越多，官渡与私渡竞争激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毛岱官渡章京呈请归化城副都统，禁止私人在渡口摆渡人畜。

毛岱官渡的废弃源于水患，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和嘉庆十二年（1807年），黄河两次暴涨，在毛岱村附近决口，河道向东北移动，据考证，今哈素海退水渠就是黄河南流的故道。最大的一次水患发生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夏秋之交，大雨，黄河暴涨，托城河口水与堤平，多日不退。七月初二夜，暴雨，平地起水，五更时分，河口镇东南皮条沟大堤溃决，河水逆流而上，河口、托城低处商号、民房悉被水淹没，河口仅留堤高处民房数十所。存水浸渍月余，水始退尽，损失财产数百万金，幸少伤亡。”此次水患直接导致托县湖滩河硕渡口被毁弃。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暴涨，于磴口附近决口，东流75公里，萨拉齐境内汪洋一片。1870年萨拉齐同知文山在磴口筑坝，逼黄河三流为一河，从此，黄河在萨拉齐境内南移。据《萨拉齐志》载，黄河南移前的河道为：土合气、三卜素、小巴拉盖、葫芦头、五盛公、磴口、七座茅庵、海子、毛岱、福寿村、双龙、繁峙营、张宽营、西河沿、新滩、王三成圪梁、二道河、三道河、把栅、碾子湾、哈拉板升、托厅、皮条沟。而改道后的河道则为：遵义堂口、西公中、尹二常窑子、康焕营子、周四和窑子、张家圪旦、二道壕、西十大股、邬四圪堵、高五圪旦、党三窑子、高龙渡、老虎窑子、周和窑子、后荒地、上下白青窑子、刘奇圪旦，黄河途经之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岱渡口南移5公里，到1874年渡口被废弃。

随着湖滩河硕和毛岱官渡的相继废弃，同治十三年（1874年），经清廷谕旨钦定，包头南海子黄河码头成为绥远境内唯一的官渡口岸。南海子，位于老包头城南，因1667年大同总兵刘健与当地总练陈天民结义建庙而得名。南海子码头建成后，迅速成为西北地区粮食、皮毛、药材的集散地，也成为口里口外、河东河西、内地与边疆的重要交通枢纽。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河运鼎盛时期，每年在黄河中行驶的船筏多达五千余只，平均每年上行运货900万斤，下行运货3200万斤。在蓬勃商机的刺激下，内地各路商人纷纷前来包头设庄建栈，开店贸易。就连外国商人也闻风而动，1892年，天津英商仁记洋行开始在包头大量收购皮毛，以后，德、英、俄、日等国商人也相继在包头成立洋行，共达十几家。据统计，包头时有商户900多家，包头镇人口也从不足万人达到七万余人。

正是托县湖滩河硕和萨县毛岱官渡的衰落废弃，才有了后来的南海子码头，才有了老包头的辉煌。到1923年平绥铁路通到包头，老包头在西北地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西北重镇”“水旱码头”的美称享誉全国。

木头湖：塞外伐木与水运的记忆

木头湖，原名木头窟，是今土默特右旗双龙镇的一个行政村，1984年改名为木头湖。据地名志解释，原黄河流经之地，积水成湖，有木筏过往其间，故得名。

清朝中期，黄河经毛岱向东南方向流去，在今三道河一带形成一个半圆形深水湾，来自乌拉山和大青山的木料都要经过黄河顺流漂往下游，然后聚集到这个回水湾中，再经过托克托县的河口运往内地销售，当时的河口是较早的商业重镇，特别是到乾隆嘉庆年间已经成为塞外著名的囤积码头。

早在明朝，大青山森林茂密，各种动物穿行其间。到明末，守边军士因生活需求采集燃薪，有时为修建营房与强化防御工事对树木进行采伐。到明朝后期，随着蒙明互市的开启，各个互市点都有木材交易的记录，军士出现伐木变卖，边地居民为解决居住建材也加入砍伐的行列，虽然明朝曾下令禁止采伐，但鞭长莫及，盗伐成为常态。清初，延续明朝的禁伐政策，但管制不严，导致越来越多的内地商民前往塞外砍伐树木运往内地销售，也有部分蒙古牧民砍伐树木与商民交换茶叶、布匹等商品的情形。无奈的清廷为增加税收，在各关口开始抽取木税，但对蒙古牧民不抽取，于是内地商民与蒙古牧民合作，偷税漏税。后清廷收回伐木权力，内地商人只能通过贿赂清室的王公大臣才能取得伐木执照。

雍正十二年（1734年），官府查获商人段士英盗伐十余万根木材，但此案历经数年未结，盗采之木也未加处理。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启调查，同时绥远将军富昌、钦差通政使麒麟保、山西巡抚阿恩哈议奏，制定了伐木管理章程，规定了招商形式、管理方式、监督原则等事宜，从此采木主要以招商和内务府派员采办，口外伐木的权力被王公大臣彻底垄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刘统勋（刘墉之父）出任刑部尚书，接到绥远城将军保德和理事同知普喜互相攻讦的诉状。此案的具体经过是，归化厅吏员白德明怂恿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准许砍伐出售乌拉山林木。1758年，清廷理藩院下令禁止砍伐大青山树木，1759年，有人报奏绥远城将军保德贪污受贿，砍伐乌拉山树木中饱私囊，乾隆大怒，派已是吏部尚书的刘统勋亲自彻查。据《山西通志》记载：“逾年归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将军保德与同知普喜互讦。复以协办大学士偕巡抚塔永宁来城讯办。微服出塞，尽得其实，后置保德、普喜于法，并杖毙蠹役白德明。其余官吏，分别定罪，无纵无枉。”当时的刘统勋改名换姓，以山东商人的身份入住归化城开始暗访，经过月余的调查，从民间了解到保德贪婪昏聩，无视王法，受贿数千两白银的事实，并了解到归化厅吏员白德明、理事同知普喜、绥远城粮饷府同知呼世图等贪污粮饷的罪迹。掌握到大量罪证后，刘统勋便带着山西巡抚塔永宁来到归化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保德、普喜被谕令处死，塔永宁等也因失职而被停职查办。为此，刘统勋还感慨地赋诗一首“皇恩雨露苏边草，使节星霜滞转蓬，几度拂云堆上望，纷纷得失悟虽虫。”

历史已烟消云散，古老的水上商道联系着口里口外的商贸往来，而正是私采滥伐造成了盛极一时的木头湖。一个村名，记录了一个时代，也见证了一段历史。

民生渠：一条渠道与一个时代的灌溉史

清末民初，黄河后套地区因水利专家王同春的土法治水而农业大兴。这位被尊为“河神”的专家并无精密仪器，仅凭下雨观水势、黑夜挂灯察地形的经验积累，竟屡试不爽。1915年与1921年，萨拉齐县两度邀王同春勘测渠道。他最终确定的路线自包头九原区磴口村黄河北岸筑闸，经小巴拉盖村北、鄂尔格逊村折向东南，沿高差注入托克托县黑河故道再归黄河，全长195里。其中145里需人工开凿，《绥远通志稿》记载其“几经测验”绘有详图，孙明经1937年的影像记录也显示他曾“立木桩标志”。但因预算高达二十万元，远超地方财力，开渠之事只得暂缓。

1927至1929年，绥远连遭大旱，萨县1928年灾民达20.7万。天灾之外更有军阀混战的人祸——1926年冯玉祥西北军溃散后，散兵游勇在萨县摊派粮草、售枪助匪，军匪压榨下民不聊生。开渠引水再成共识，1927年萨县争取到12.5万元赈灾贷款，1928年绥远都统李培基提议重启民生渠，经费取自平绥铁道附加赈捐与地方烟亩税。然60%经费用于急赈，余款不足致工程推迟三月。

经费困局中，萨县转向全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该会主张“以工代赈”，绥远大旱恰好符合其严苛的成灾标准。1928年秋，民生渠工赈筹备处设立，十月正式开工，灾民聚集两千余人。因临近冬季土壤冻结、民工体弱、进度迟缓，工钱从每方土二角五分涨至二角七分，仍仅够糊口，米粮超支200石。次年春冻土消融，华洋义赈会测量队却叫停工程，要求重新勘测。这支由美籍总工程师托德带领的队伍推翻王同春方案，新渠未设北侧支渠，选线时更因小巴拉盖村南天主教堂司铎的干预，弃高就低改走村南。地方力陈弊端：村南地形低洼，水流需逆势而上，易崩渠淹田；且王同春的地势经验不可弃，否则恐成废渠。但义赈会未予重视。

1929年5月，工程按托德方案复工，灾民增至五千余人。六月，华洋义赈会与绥远省政府签订合同，约定省府拨款20万，义赈会垫款24万（含现款17万及平粜粮结余），总预算44万，垫款以渠成后收入为抵押，年息八厘起逐年递增。工程处接管已开40里渠槽后，原计划增工2万，三月竣工，遭反对后仅募9000灾民，改包工制效率低下。入秋后大户雇工致灾工流失，冬季暂停。美籍人员的西方管理模式与地方情势脱节，工人逃散进一步拖累进度。1930年春再开工，从平地泉招五千民工火车运至，进展顺利；1931年2月，萨县县长郝熙元与义赈会制定招工办法，核查后仍有136万方土工待完成，拟征万人三月完工。5月，绥远省政府调第七、第十两师四千官兵突击施工，分别负责不同渠段。至6月中旬，干渠主体、七道支渠（原计划十四道）、闸门及木桥完工，历时三年，耗资70余万。

1931年6月22日，华洋义赈会举行竣工典礼，《申报》《大公报》记者云集，李培基、傅作义出席，“欢聚竟日”。然而，开闸当日，黄河水“汨汨流入”却未能畅行——因渠位高于黄河水位，水根本进不了渠。冰心考察记为“渠道太高，水不能入”；金陵大学孙明经发现，民生渠坡度仅1/8300（需至少1/8000），引水道与干渠入口成直角而非锐角，水流不畅。数据显示，干渠进水口水深需2米以上方能流至渠尾，而全年仅七八月可达，与农需错位；支渠两岸田地高于水位，无法自然灌溉；排水口设计更不合理，黄河水位常高于渠尾排水口底，致渠水难排，黑河季节性倒灌，泥沙积存引发洪涝。1934年，黑河水毁渠尾，乡长呈文索赔，民生渠反成“害民渠”。

续修屡遭挫败。1932年，绥远省政府、华洋义赈会与萨托两县重组民生渠水利公会，拟筹40万续修，1933年夏，黄河决堤淤塞渠道，计划泡汤。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拨款设工务所，经北平地质调查所水文土壤分析，确认此前坡度、水位、排水问题严峻，国联专家奥模第阿更指其“地势高仰、水量不足，施工违经济原则”。1935年，工务所撤销，续修计划夭折。1935年，华洋义赈会再派工程师张季春拟分期整治，首期需16.7万，因抗战爆发无果。1937年10月萨县沦陷，日军觊觎平原农业潜力，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939年拟改造民生渠建立实验农场，计划移民50户日农，终因战事吃紧半途而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心修复民生渠。1955年，国家投资80万，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组织5000民工，水利技术人员协力，至1957年修复渠道，新建18条支渠，改造1条旧支渠，增建15座草木闸桥。同年6月旱情中首次引水成功，民生渠重获新生。1966年，磴口扬水站动工，新建总干渠18.5公里，1969年竣工。1985年，路易·艾黎重访，盛赞其“规模宏大、效益显著”；20世纪80年代托德亦回访，给予极高评价。

这条渠道的起伏，是先辈以血汗书写的抗争史，也是水利工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的教科书。它提醒后人：水利关乎民生，更系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对本土经验的珍视。

（责任编辑：吴存德；校对：黄韵；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