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记者节。

坐在电脑前敲下这几个字时，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十二年前那个刚刚走出校园的自己——怀揣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憧憬，站在原包头日报社大楼前，暗自许下要用笔记录时代的誓言。

十二年，足够让一个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足够让一个记者在时代的浪潮中打磨出新的模样。

2013年，我研究生毕业考进了原包头日报社，成为一名时政记者。还记得第一次独自承担重大会议报道时的紧张——提前三天就开始查阅资料，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问题，甚至在前一天晚上辗转难眠。那时的我，对新闻的理解还停留在教科书里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却不知真正的新闻工作，远不止于此。

六年的时政记者生涯，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在截稿压力下保持冷静，更是对每一个字的敬畏。我仍然记得老前辈说过的话：“我们笔下的一句话，可能是别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句话，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底色。

2019年，我从时政报道转向经济新闻、体育新闻，再到新媒体，这个转变并不轻松。第一次拿起手机拍摄时，我甚至都不知道镜头应该拍些什么；第一次成为出镜记者，紧张得手心冒汗。但正是之前六年的积淀，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形式在变，平台在变，但好故事的核心从未改变——那就是对人、对生活的深切关怀。

2024年，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字记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媒体融合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每天的现实。我开始尝试各种新角色——新媒体编导、直播主持人。第一次成为“包融阅时光”线下读书会主持人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四十分钟左右的活动，四页纸的主持词，一直到上场前我都在不停地改改改，拿起话筒的那一刻，尝试了好几次深呼吸，还好，一切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就是在这样的跌跌撞撞中，我逐渐找到了新的节奏。我发现，文字训练的严谨性，反而成了我在视频创作中的独特优势——对结构的把握，对逻辑的重视，让我的视频作品有了不一样的深度。而新媒体要求的直观和生动，也在反向滋养我的文字，让我的报纸报道变得更加鲜活。

今年8月，我转换身份来到新部门，开始全力向新媒体发力，聚焦包头市的文旅体元素，开展对外传播，努力讲好包头故事。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个回归初心的机会——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讲好故事的初心不变。

聚焦“九三阅兵”这一重大选题，带领新部门同事们提前策划了“硬核包头”的短视频作品，把“包头硬核特产”坦克呈现出来。这是我策划的首条“百万+”作品，发布那天中午，看着不断攀升的播放量和后台不断涌入的留言，突然眼眶湿润。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无论媒介如何变迁，打动人心的，永远是真实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

十二年间，我从初出茅庐的萌新到被年轻同事唤作“姐”，从单身青年到为人妻母。身份在变，岗位在变，但对新闻的热爱始终未变。在这个人人都是记录者的时代，专业记者的价值在哪里？我想，就在于那份经年累月磨炼出的判断力，在于面对纷繁信息时的冷静思考，在于始终如一的专业坚守。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我们的笔下永远有温度，镜头里永远有光芒。愿我们的作品能够照亮某个角落，温暖人心。

祝大家，也祝我自己，记者节快乐。愿我们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前行。

李楷谨在采访中展示固阳土豆

又一个记者节来临，站在从业二十年的节点回望，那些印在时光里的足迹愈发清晰。从2005年走进原包头日报社的那天起，我便开始用手中的笔与镜头，丈量这座城市的温度，而支撑我一路走来的，始终是年少时那颗炽热的初心。

记得小学三年级，黄疸肝炎让我被迫休学半年。躺在沙发上的日子里，父亲用三分之一月薪买下的《平凡的世界》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与命运抗争的韧劲，田晓霞奔走在新闻一线的身影，在我心里种下了“当记者”的种子。那时的我不会想到，这个不到十岁时的梦想，会成为此后半生的信仰。

高中英语课上，当我用英语说出“想当记者”的理想时，老师坦言“固阳县没出过几个记者”。可越是这样，我越笃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理想照进现实。大学虽未就读新闻专业，我却把系刊、院刊当成了“练兵场”。那些熬夜修改稿件、跑遍校园采访的日子，不仅让我的文字功底日渐扎实，更让我明白：记者这份职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用脚步去贴近生活，用真心去感知冷暖。

2005年，当同学们纷纷南下求职时，我带着一沓发表过的文章回到包头。偶然翻到《包头晚报》角落里的招聘启事，距离报名截止只剩十几个小时。哪怕父母担心赶不上班车劝我放弃，我还是攥着材料踏上了前往市区的路。如今想来，正是那份“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让我有幸推开了新闻行业的大门。

刚入行的日子，如今回想仍觉鲜活。2005年隆冬，为了追查“大车司机撞人逃逸”的线索，我和摄影搭档郝春华在寒风中等了半小时也没等上公交车，最终决定步行前往前口子村。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双脚冻得发麻，却丝毫没动摇我们的决心。可到了村里问了十几户人家都毫无进展。后来靠着一位老人的指点，又花一元钱去大队广播找人，依旧无果。直到中午两个人饿得饥肠辘辘，才不得不坐上公交车返程。那时的我们，工资微薄却热情满溢，总说“要用脚步丈量城市”，哪怕风吹日晒，也甘之如饴。

做热线记者的日子里，一次暗访排污工厂，为了获取真相，我和搭档祝家乐藏好录音笔与迷你话筒，假装借用厕所混入厂区，却被对方蛮横驱赶。最终虽未直接采访到核心信息，但在我们的推动下，相关部门介入解决了居民的难题。那一刻，我明白了记者的价值，不在于写出多少爆款，而在于能否为群众发声，能否让社会多一份温暖与正义。

时代在变，新闻的传播方式也在变。曾经靠步行、坐公交车跑新闻的日子渐渐远去，新媒体时代的“速度战”，让我练就了用手机写稿的本领。记得内蒙古草上飞足球队（当时叫包头南郊联社队）打完一场重要比赛时，已近傍晚五点。为了不被其他媒体抢先，我在回程的车上，抱着一千元买的三星小屏幕手机疯狂打字。边敲字边回放采访录音，头晕眼花到恶心想吐，司机师傅看着都担心地说：“这要把眼睛熬坏了。”可我知道，新闻讲究“时效性”，多耽误一分钟，就可能错过读者最想看到的信息。

转型路上，挑战与收获并存。2021年底，我牵头做的寻子直播《宝贝 爸爸等你回家》，创下包头新闻网全平台500多万次观看纪录；2023年，创意短视频《此地人吃饭串串话》在包头新闻网视频号带来30多万浏览量、3.6万人次转发量；同年，我采访出镜的短视频《6500万！包头彩民喜中体彩大奖》在包头新闻网抖音号收获1万点赞、2.7万次转发、180多万浏览量；采写的全媒体新闻《中学生捡到小学生“上交”》系列报道在包头新闻网全平台浏览量超200万……这些数据背后，是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摸索，更是对“新闻为民”初心的坚守。

从业二十年，没赚到大钱，却收获了无数个充实的日子。从纸媒到融媒，从步行采访到手机写稿，变的是传播工具，不变的是对新闻的热爱与敬畏。就像年少时反复阅读的《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而我何其有幸，能以记者的身份，走进无数人的世界、记录这座城市的变迁、传递普通人的悲欢。

未来的路还长，我依然会带着初心前行。因为我知道，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写过的故事，早已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而“来时路”上的那份热忱，终将指引我在新闻的征途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写下这题目，油然而生了一种与己相关的自豪，为自己曾有8年的记者从业经历按捺不住的激动。

这8年，是我人生中最具青春活力、最年富力强、最无惧加班加点的8年。这8年，既领跑了我的人生，也培养了我“情融笔端看世界，记录时代写真情”的基本功，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脚力丈量生活、眼力观察生活、脑力创新思维、笔力扛起责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都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套用敬一丹老师的话：“从事这个职业，传播有价值的声音。”正是这份责任，也让我们在“以主流声音传播主流价值”的倡导中秉承操守，多维视角，执笔时代，聚焦镜头，记录生活。

星光不问赶路人！回放人生，在旗县区当记者时，跟会、下基层、进企业、入社区、到商业网点……走访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既是听故事的人，也是事件的讲述者。把握上情，熟悉下情，把那些鲜活的素材写成豆腐块的消息、写成占有重要版面的通讯、写成夺人眼球的专版文章，让我由一个旗县区新闻中心的记者，同时成长为党报的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

采访“滋养”了我这个不善“奔跑”的人，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但却从不缺席现场，怀着对职业的敬畏及时赶赴；也让我一个充满文艺范儿的作者，坚定不移坚持理论学习，保持“讲政治的清醒”。从当时拿上照相机不会变焦，到后来即使挤在人群中也能瞅准角度抓拍的一系列职业历练，写下了《绿叶对根的情谊——老城人民支持旧城改造纪实》《听出租车司机评说“东河”》《和平路上话“文化”》《擎起梦笔抒奇景》等冒着汗水、沾着泥土、带着温度的数百篇新闻作品。这一份不能偷闲偷懒的职业，彼时让我肩负了轻敲一面鼓、推开一扇窗、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光荣使命。

好的记者不仅是星光赶路人，还是划破夜空、拾捡星光的闪耀者。感动中国“十大真情人物”陈燕写过调律人生的作品《听见》，敬一丹的著书《我遇到你》，她们的视角都传达了关注纷繁世界声音能量的迫切。敬一丹说“媒体人需要判断力”，记者会听到很多声音，也需要从声音中辨识素材。1964年，《人民日报》曾刊发玛拉沁夫的报告文学《最鲜艳的花朵——记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这篇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火炬，其传递的守护集体、勇于奉献的草原儿女精神，穿越时空，至今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拾光者”，不是在新闻现场，就是在奔赴现场的路上，把别人的故事装进心里，再化作纸上的滚烫文字。当年，玛拉沁夫先生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专程面见了转到呼和浩特市医院进行治疗的姐妹俩。与当时还不会说汉语的姐妹俩用蒙语交谈，为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既没有表明身份，也没有做笔记，只是一起聊天，之后又和她们的哥哥一起重走了当时的路线，细心体验生活，终成名篇。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报道团圆，你不得离开自家饭桌吗？记录真实，你不得打开采访者的心扉吗？感受惊心动魄，你不得身临其境吗？笔和镜头让世界定格，面对全媒时代，我们与社会的沟通，也许都会纠结于彼此的了解与被了解之中，而记者的声音正是需要当之无愧的成为智者的声音……

如今，我告别记者岗位已数年，那份“记录真实”的初心却从未远去，它让我在记录和传承中，本能地关注本土，共情家乡，解读门洞的斑驳、寻常巷陌的城市烟火、走西口人背井离乡移民包头的往事，在锚定城市根脉的挖掘中，与时代对话，借助第26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致敬曾经的自己，致敬新闻战线的星辰拾光者，愿我们同仁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镜头都是时代最好的注脚。

第一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一次校外实践，以记者的身份开展问卷调查和视频拍摄。年少的我自以为是地想：不就是问几个问题、拍几段视频吗？记者这个工作，一定很轻松。然而，之后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个初秋的日子，九月的阳光还很暖，风却已带上了凉意。我们穿着短袖，外面裹着冲锋衣——唯一裹不住的，是走出校园实践的那份激动。我担任了小组组长，在当时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我和组员们一起打印问卷、设计问题、租借器材，忙得像个小陀螺，却丝毫不觉得这些琐碎的工作枯燥。

我们将活动地点选在人民广场，那里人流密集，很适合开展调查。早晨八点，我们在定制的横幅前合影后开始分组。我站在老旧的台阶上布置任务：八人分成四组，每组一人负责拍摄，一人负责发放问卷和提问。

我第一个想采访的是一位高高瘦瘦、留着些胡渣的叔叔。他看起来行色匆匆，可年幼的我哪里懂得察言观色，一个箭步就冲上前想要拦下他。他却只是摆摆手，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受挫之后，我急于表现自己，又接连拦下了好几位行人，却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

我的情绪渐渐低落。接二连三的拒绝让我不知所措，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担任组长。各种质疑在脑海中翻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这两句诗大概最能形容我当时的心境。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也有了最初的转变：这并非一份简单的差事。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搭档突然提议：“也许我们应该找那些看起来不忙的人？他们或许更愿意停下来听一听。”这句话点醒了我。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晨练的人们，或是步履从容的年轻人。

终于，第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姐姐。当问到她学历时，她轻声回答：“博士。”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全都忘了，竟脱口问出“博士难不难考”“分数要求高不高”这些如今看来十分稚气的问题。姐姐并没有浇灭我的热情，而是详细地讲述了考博的种种艰辛与努力。我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她，佩服她的坚持。之后我又问了不少天真甚至“弱智”的问题，她都一一耐心回答。采访结束后，我仍意犹未尽。

那一刻，我开始尊重记者。

第二位受访者是位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老爷爷，正随着音乐健步行走。在填写家庭成员时，他只写了个“2”。后续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因为家庭变故和老伴离世，如今他和孙子相依为命。但他并不感到孤独，依然每天坚持锻炼、热爱生活……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神始终带着光，嘴角挂着微笑。站在一旁拍摄的我，听着这些温馨的讲述，鼻子却阵阵发酸。老爷爷积极生活的态度让我深深感动，也让我明白：白纸黑字记录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真实的人生。

那一刻，我开始正视记者。

第三位采访对象是位环卫工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橙色工作服，正在忙碌。当我们提出采访请求时，她先是一愣，随后局促地用方言说：“我不识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收回问卷，表示只拍摄视频就好。她同意了。在镜头前，她说：“女儿成家了，我怕她嫁过去被人家看不起，想多挣点钱，让女儿更有底气。我又不识字，只能瞒着她偷偷干这个活儿。”拍摄结束后，她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她女儿。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位穿着朴素的环卫工，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那一刻，我开始敬畏记者。

如今，我已考入大学的新闻专业，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深了解。我懂得了，新闻记者用镜头和纸笔，“让无力者有力，让无声者有声，让悲观者前行”。

新闻工作，是一份无上荣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