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流韵 二人台的前世今生
□周涛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的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这几句婉转凄苦的唱词，在土默川黄河两岸的田野村肆间萦绕百年，成为一代又一代西口后人刻在骨子里的乡音记忆。每当这熟悉的曲调响起，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家乡土默川上的一方戏台。戏台上，一旦一丑正演绎着人间悲欢离合，那便是土默川人最珍视的地方戏——二人台。
二人台，顾名思义，两人一台戏，却装下了西口路上的万千沧桑，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碰撞的深厚底蕴。
二人台拥有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其诞生与“走西口”这一重大人口迁徙历史事件密不可分，是晋、蒙、陕、冀移民文化交融的结晶。走西口的先民大多来自山西、陕西、河北等地，他们背井离乡，带着故土的文化印记，在土默川这片土地上悄然萌芽。它的曲调兼容并蓄，吸纳了秦腔的高亢、道情的悠远、信天游的苍凉，更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雄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韵味。其演唱内容则扎根民间，多取材于走西口先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乡村趣事、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皆可入戏，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小戏”“草根戏”“草台剧”。
二人台在早期有诸多俗称，“风搅雪”“打坐腔”……，每一个名字都镌刻着它的发展印记。
“风搅雪”本是形容风雪交织的民间俗语，后被用来比喻不同事物的交融共生。在二人台的形成阶段，文化的交融渗透于每一个细节里：唱腔上，既有晋陕民歌的婉转缠绵，又有蒙古族民歌的雄浑辽阔；唱词上，汉语、蒙古族语巧妙糅合；乐器上，蒙古族的四胡成为演奏核心，蒙汉艺人还将竹笛管径扩大，制成音色粗犷豪放的“枚”，与扬琴并称二人台伴奏“三大件”。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唱腔与乐器上，更延伸到二人台的灵魂——牌子曲中。
二人台牌子曲起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其音乐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无论是板式结构还是演奏风格，都遵循“曲无定谱、死谱活奏”的原则，演奏者可根据情绪即兴处理，让每一次演奏都有着独特的韵味。乐器配置上，除了“三大件”外，还搭配梆子、四块瓦等打击乐器。现存二人台牌子曲约100首，每一首都承载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与审美追求。
“打坐腔”则源于清代的“蒙古曲儿”，最初是农闲时节群众围坐在一起吹拉弹唱的休闲形式。汉族艺人吸收借鉴了这种艺术样式，将汉族民歌融入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打坐腔”，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复杂的道具，唯有乡音与真情在人群中流淌，而牌子曲便是此时最主要的演奏内容，为这份休闲时光增添了更多韵味。
二人台的流传地域主要集中在晋、蒙、陕的黄河两岸，土默川便是其重要发源地之一。与其他大剧种不同，二人台没有烦琐的程式规范，演员只有一丑一旦，演绎的都是村妇、牧童、光棍、寡妇等普通百姓，没有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身影；乐队虽以“三大件”为核心，搭配简单打击乐器，却能奏响最动人的乡音，也正是这份朴素，让它深深扎根在民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百姓。
二人台自诞生之日起，便汲取着土默川的乡土养分，在蒙古族民歌、山西秧歌、陕北道情的滋养下，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内涵，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鲜活载体。它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艺人们的共同坚守与探索创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二人台演出一度陷入停滞，村里的二人台演员被收编到“样板戏”剧团，他们便用二人台的曲调、牌子曲的伴奏演绎《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乡音里的悲壮与样板戏的激昂交织，成了那个年代里二人台最特别的存在，也让这门艺术在风雨中得以传承。
改革开放后，二人台迎来了春天，“样板戏”剧团解散，一个个二人台小戏班应运而生。这些小戏班规模不大，演员加乐队不过八九人，却个个一专多能，既能登台演戏，又能演奏乐器，尤其是牌子曲的演奏，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演员们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技艺全靠师傅口传心授，道具更是简单朴素：几件百姓日常衣物，一扇绸子、一根霸王鞭，便是全部家当；化妆品则就地取材，旦角用红对联蘸水染脸，丑角用锅底黑和白泥粉涂抹，虽简陋却藏着对艺术最纯粹的热爱。演出场地也因陋就简，八九根木棍就能支起一个戏台，没有幕布装饰，却能吸引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前来观看。
村里人看戏，从不讲究排场，坐一块砖头、垫一把杂草，就像二人台本身一样，格外接地气、聚人气。三通锣鼓过后，牌子曲奏响，或是婉转的《柳青娘》，或是激昂的《万年红》，便是演出的序幕。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俊俏的旦角款款走出后台，一句“家住在太原，爹爹孙鹏安，生下一枝花，起名叫玉莲”，碎步轻挪，一亮相便博得满场喝彩。二人台传统剧目《走西口》是每个戏班子的开场必演之作，更是检验戏班子水平的“试金石”。
尽管人们早已看过无数遍《走西口》，却每次都有不一样的触动。台上，演员演得真切，将走西口先民的悲欢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看得忘情。演员与观众，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代，戏里的故事就是祖先们的真实经历，一台《走西口》便是一部西口先民的奋斗史，教会后人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二人台的剧目，全是身边事、身边人。《水刮西包头》《五哥放羊》《打后套》《光棍哭妻》，每一出戏都源于生活，浓缩着几百年的沧海桑田；没有专业的编剧与导演，演员们自己演自己、自己演祖先，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痛快淋漓地倾诉，在大悲大喜中释放心绪，化解烦忧。而牌子曲则贯穿始终，为每一段剧情烘托情绪，让这门土生土长的艺术在乡村唱响，在西口后人的心中产生共鸣。一曲悠扬的旋律、一段婉转的牌子曲，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土默川人从青丝走到白发。
二人台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包容性与创新性。艺人们在吸纳传统民歌时，既保留其优美的旋律，又运用汉语中赋、比、兴的修辞手法，想到什么便唱什么，只要合辙押韵、贴合旋律即可。这种现编现唱、直抒胸臆的方式，让二人台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不断推陈出新，拥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牌子曲作为二人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创新，演奏者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演奏技巧，让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的活力。
“枝连蔓来蔓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根连根来心连心，千秋万代永不分。”这句唱词，正是二人台的精神内核。作为文化交融的产物，二人台的许多经典剧目，都是民族团结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土右旗二人台艺术团紧紧围绕民族政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作了《大花眼与巴雅尔》《倾城美岱召》《王老太太》《西口情缘》等一批取材于群众风雨同舟、团结互助的真实事件的优秀剧目。这些新剧目不仅在剧情上贴合时代，在音乐上也有所创新，将现代乐器与传统“三大件”结合，让牌子曲的旋律更加丰富，更能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固阳县、东河区、九原区等地，二人台的传承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民营剧团、文化大院广泛活跃在农村与社区，演员们常年受邀到周边地区演出，观看群众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在内蒙古自治区名列前茅。每到农闲时节，大家便会相聚在文化大院，吹拉弹唱、其乐融融。一曲曲经典的牌子曲、一段段熟悉的二人台唱段，成为连接情感的纽带，让团结之花在欢声笑语中常开常盛。
如今，二人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牌子曲、坐腔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传承之路充满挑战，却仍有不少年轻人坚守初心、矢志传承，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唱腔依旧是那熟悉的乡音，但伴奏乐器早已不是简单的“三大件”，电子琴、大提琴、唢呐、笙的加入，让牌子曲的旋律变得更加浑厚饱满；演出剧目也在不断丰富，既有经典传统戏的传承，也有改编创作的新剧目，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遍布城乡的二人台剧场虽不大，却恰好契合了它演员少、接地气的特点，让乡音代代相传，让牌子曲的旋律绵延不绝。
“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曾经，这凄苦的吟唱是分离的哀愁，是生存的艰辛；如今，这悠扬的曲调是对历史的铭记，是对幸福的赞颂。二人台，从苦难唱到富足，从委婉唱到激昂，从土默川唱到维也纳，用朴素的乡音、婉转的牌子曲，唱出了西口人的悲壮与坚韧，也唱出了群众的深情与团结。
（责任编辑：曹靖宇；校对：李麒；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